香港十大改革认识之三｜香港的“国际”究竟是指什么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香港社会若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会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香港人很喜欢吹嘘这个城市如何国际化，究竟国际化是什么，却并不是太多人关心和讨论。为什么香港被视为国际化，是因为这里说英语，曾经是英国人管理的地方？还是这里具备一系列可以被认定的国际化元素，而且这些元素能够令香港得到超乎其他非国际化地区的好处？那么这些元素又是什么？
国际化的概念是不确定的，而且它并没有任何标准，能够以英语沟通显然不是绝对因素。东京和巴黎都是国际化都市，英语却不是官方或流行语言，东京更非欧洲人曾经的殖民地；相反，英语是菲律宾的主要语言，远比香港普及，但马尼拉却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国际化都市。
“西化等同国际”已经不合时宜
香港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在亚洲的主要落脚点，加上殖民地历史原因，不少西方国家的企业在此设立亚洲总部，让香港较早开始被冠以“国际”称号，其真正意思是香港非常适合西方人居住和营商，也许“西化”是更合适的形容词。西方国家曾经比较富裕，香港较早与它们联系，亦因此成为亚洲较早富裕起来的地方，“西化”等同富裕，“国际”这种高尚的称号只能够是富裕的地方才配得上，香港自然就“国际”了。但这样的标签今天是否依然有同样价值，香港人可能需要检讨。
以人均GDP作为富裕指数，香港当然富裕，但大家已经知道这种指标不可靠。中国的人均GDP很低，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算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其人均GDP也不会太高，说明这项指标并不与人均财富相关。由于贫穷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住房问题太过突出，收入水平长年停滞不前，香港是否真的富裕已经受到质疑，既然如此，香港还“国际”吗？
以往对国际的认知是根据其西化程度而言，由于西方世界比较富裕，日本曾经有“脱亚入欧”的政策，这段历史反映西方以外地区是如何向往富裕生活，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身份。但今天，这种判断受到了挑战，一个不如此西化的中国竟然亦富裕了。
香港一些人认为自己属于西方一员，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和种族，但却可以在其他方面“脱亚入欧”，如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包括将香港以国际化之名与西方文明“埋堆”。这就足以理解香港长年身处的奇特位置。很少香港人提起自己的殖民地身份，不会承认曾经被“洗脑”，更不接受以财富来作出判断，所以美其名曰自己选择了“先进”文化。这些人本以为回归之后香港是人上人，殊不知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惊人，谁更富有不再清晰，不少人开始对现实状况感到迷茫，转而出现防御性沟通，甚至让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变得混乱。认知上发生震荡让一些人更为强调香港的国际化，企图从另一高度来说明陆港之间的区隔。
用国际化来形容香港，本质上是香港人企图在地区同辈中强调自己高人一等的心理表述，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由于过度沉醉在国际化的想象中，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心理冲击还是不小。最近发生欧美政府相继制裁香港，事实上是强迫它“脱欧入亚”，这让曾经坚持“脱亚入欧”的精英们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被欧美国家抛弃，另一方面被“强迫”成为中国阵营一员，难怪他们会特别沮丧。这些人坐着心理过山车，他们的心态是“除却巫山不是云”，既然如此，他们要重新适应新常态将会是漫长的过程。
国际化的意思确实发生了变化，香港是变化极为突出的地方，大家普遍认为“大陆化”不断侵蚀香港曾经的“国际化”，不少人认为香港将因此而沉沦。一般人认为“大陆化”会消除香港的竞争优势，香港不再香港，将会成为另一个内地城市。曾经听到一位朋友在饭桌上高谈宽论，宣称自己不再去巴黎购物，因为那里太多大陆人。这才是真正反映心态之所在。西方世界曾经独占鳌头，香港是这个世界的一员，但局面逐步瓦解，大陆经济的影响力让情况变得不再那么“清一色”，香港人的高人一等变得非常脆弱。
其实问题早就隐藏在“脱亚入欧”的想像中，如果西方文明真的认为人类是平等的，那就不存在如此严重的种族歧视，西方更不会成为殖民统治的罪魁祸首；自以为继承伟大西方文明的亚洲高等人，无论是日本人或香港人，就不会想着“脱亚”，而是应该专心领导亚洲的崛起。国际化不是西化，它应该是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过程，绝对不是建立阶级，强调差距，制造三六九等的想像。国际化一定不是殖民地化，更不是霸权和属国之间的共存，而是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当然是理想，但它也应该是指向，香港这种先发达地区对此更应该有清晰认识。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认清世纪变局才能重建地位
中国的崛起直接挑战了国际化等同西化的傲慢理论。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有非白人的超级大国威胁到白人统治和领导的世界，也就是说，国际化不再是西化，甚至可以说，国际化和西化要分道扬镳，选择国际化的人应该是拒绝种族歧视，追求西化的人潜意识地认同白人至上主义。就以英语为例，为什么它比法语和西班牙语更国际，当然是因为英语国家曾经拥有的殖民地最多，英国的日不落帝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英语毫无优胜之处，它的普及纯粹是因为它拥有更多枪炮和财富，只有肤浅和庸俗的人才会将此视作优越文明之所在。既然这种过时的认知已经发生改变，曾经有这种认识的香港人是时候反思它，重新认识世界格局的变化，进行认识的重构。
二战之后世界各国殖民地都推行了民族自决，一大批新兴国家拔地而起，一个全新的世界初步形成。但去殖民地化过程并不容易，更不会因为政治和法理上不再是殖民地就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只有少数殖民地独立之后快速崛起，韩国和新加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香港是众多殖民地中比较特别的，因为它不会独立建国，而是要回归到母体中国。因此，香港的殖民地历史比其他后殖民地经济体时间更长，又没有独立运动，难以培育出主体意识，结果是意识形态上更依赖英国。加上冷战的氛围，庞大的内地逃难到港群体，激化了香港与内地在文化认同上的对立，这一切都让香港在回归过程中存在着难以言状的心理结构。
无论如何，这种状况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身份，不论是作为世界的中心城市或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都无法再以传统思维构想自己的“国际”。就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例，香港无法不是以中国为依靠，最近有关中国科技企业海外上市的数据安全讨论，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豁免赴港上市企业的审查，大大提升了香港的竞争力，排除了多个美国证券市场与香港的竞争，对香港有极大好处，亦突显了香港金融市场如何“国际”的身份认知。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依然是中国城市中最能与西方企业沟通的地方，语言和生活环境是基础原因，法律环境是另一个原因，这些因素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变得更具意义，更好地促进香港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体之间的交往。可以说，“国际”在香港的语境中不应该只局限在西方，而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汇之处。
无论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还是亚洲和欧美，香港都可以作为它们的交汇处来联系两者。中国日益壮大，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只能够让想像愈发与现实相近，但香港是否具备魄力重塑什么是“国际”，这才是香港应该思考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年前提出“世界百年未遇大变局”的理论认识，当时没有太多人注意，今天已经成为大多数政治家和国际事务学者的普遍认识，香港能否重新建立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许应该从认识这个理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