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大改革认识之二｜香港必须用新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香港人很可爱，一方面热衷于政治，但另一方面却在政治的多个方面显得幼稚。为什么说香港人热衷于政治？作为游行示威之都，香港逢年过节都会有各种示威游行，不少外地人嘲讽香港人“穷”到只剩下自由，或者说香港人的住房太小，一有机会就跑到街上游行，既可以证明自己“进步”，又可以有借口不用回到逼狭的家。为什么说香港人在政治的多个方面都显得幼稚？最简单的就是示威游行无法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大家却乐此不疲，对于自己着急的民生需要，示威者却羞于启齿，从来看不见有要求消灭贫穷的示威游行。

香港人政治上的最大幼稚是错误认为西方国家是自己与中央政府博弈的靠山。一些人将自己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视为博弈关系，认为西方政客会因为他们的“效忠”而出面为他们与中共争取权益。这种想像本身就是愚蠢的，事实证明，西方国家与香港的关系顶多是棋手和棋子的关系，在与中国的博弈时尽情耍弄，用完即弃。

中共在香港事实存在

与这项最大幼稚并列的就是对中国共产党视而不见。香港人在回归之后，明知道中共是国家的执政党，却想尽办法告诉自己它不存在，甚至认为它在香港是不合法的。这种想法实在是掩耳盗铃。首先，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央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属下的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其主任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韩正。港澳办虽然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但它同时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这更清楚说明中共中央是领导香港事务的最高机构。

其次，驻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军队由中共领导是“党指挥枪”原则的现实组织设计，是国家的基本制度。驻港解放军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如此明确的事实面前，为什么又会有所谓中共不在香港运作的假想？

再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是当然的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分别出任各个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包括国务院总理和常务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这都清楚证明“党领导一切”的意思，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共不是直接领导香港的政治组织？

为什么香港人如此忌讳中国共产党？最粗略的解释有三个：香港不少人家里的长辈是早年逃离内地的难民，当然对中共有负面印象；香港长年是英国殖民地，身处冷战的前线，更是自由主义反共的堡垒阵地，近年西方围堵中国的努力已经成为香港不少精英的精神认知，当然对中共就有了敌意；香港近年两大社会运动都将中共视作始作俑者，无论是8·31政改方案还是修订逃犯条例，加上一般人对六四风波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的惯性认知，很难不将中共视作残暴专政政权。印象凌驾一切，习非成是，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认真研究历史，更不会专门研究中共的功过，偏见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是1975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作为香港人去认识它，确实不容易，由于身处的环境，没有可能不在各种偏见中迂回前进。1979年，我作为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前往清华大学交流，第一次与中共党员直接交往，开始有了真实体验。后来在内地经商，更是从多个方面与其互动，不论是与政府官员、国企管理层，还是普通商场上的朋友，应该说是全方位的接触，结论只有一个，他们就是同样存在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精英，不是妖魔鬼怪，更不是清教徒，是以正直诚恳党员为主的多元政治群体。

2008年，我开始作为北京大学博士生研究中国多元的哲学思想，包括中国传统思想、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Marxism）哲学，系统学习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潮，应该说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掌握。中共的价值观显然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极大差异，但作为解决中国过去接近二百年遇到的问题，它的价值观是有效的，而且是成功的。当然，有效并不表示任何时间都如此，也会有失效的时候，成功并不表示任何时间都如此，必然有失败甚至是灾难的时候，但不能偷换时空否定事实。用偏见去评价事物不会获得科学结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就无法看到真相。

应该从“治理”读懂中共

很多人认为中共野蛮、专制，只懂得用暴力处理问题，这是错误的认识，一个野蛮、专制的政党能够成功革命、能够改变古老的中国，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吗？过去二百年，相对于美国、日本和任何欧洲国家，中国是最少参与战争，而且长时期是被侵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的军队从来没有侵略任何人。它在朝鲜战争一旦打败美国，很快就撤出朝鲜半岛，美军却驻扎至今。中印战争中解放军大获全胜，但很快撤回到原定边界，在中越战争中同样如此。

对于中共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太多人将焦点放在文革、反右、大跃进、六四风波等，相反，获得中国人民支持赢得革命，解决世界最大人口生活所需的政绩却没有太多人提及，这些当然是政治偏见使然。任何人只要认真研究中共的历史，对其信仰和价值观进行深入认识，都很可能会将存在已久的偏见纠正过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非常专注于完成两项任务：推动中国的民族复兴以及为中国人民建设美好生活。世界上所有政党不都是为了这两项工作而建立吗？至少普通中国人从祖辈开始就是这样理解政治。中共过去一百年主要将工作集中在两方面，革命和治理。革命是为了让治理获得合适的环境，没有政党会一辈子只知道革命，治理才是完成民族复兴和建设美好生活的手段。革命会有转折，治理同样如此，只要坚守自己的初心，一旦发生错误即时修正，错误就不至于演变为灭顶之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过去一百年它确实犯过不少错误，但每一次都在错误发生之后认识到错误之所在随即进行自我修复。革命时期的路线选择，就算是要牺牲苏联的支持，亦坚守国家的独立自强，因而找到适合中国的革命模式；遭受到国民党的清剿，一旦国家需要，它会联合国民党抗日，同时壮大自己，结合人民的支持，最终打败国民党。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共一旦意识到问题，随即改变政策；文革的错误为时甚久，但亦让中共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才是其时代任务；经济虽然强劲，而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共不会自满，它明白人民不会接受官场的腐败，坚决推动刮骨疗毒的反腐运动，成果显著，更为中共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提供了政治基础。

夏宝龙的讲话很好综合了中共对香港的期望，他诚恳认同香港的优势，包括历史上香港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亦同时毫无保留批评香港在多个领域的不足。从香港过去多年的政治不稳中，中共意识到自己对“一国两制”同样缺乏深刻认识，它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纠正了错误，启动建设融合的、主动的、积极的“一国两制”。它一方面明确了全新“一国两制”的方向，阐明了《港区国安法》和改善选举制度的意思，然后从香港治理的视域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要求。

中国共产党深明“一国两制”成功的重要政治意义，深知切实落实“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政治基础。夏宝龙的讲话绝不是“愿景”而已，而且也不是劝喻，那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要求。香港的政治精英必须消化其中的讯息，只有这样才能从中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思想，同时为香港的改革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