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大改革认识之一｜止暴制乱是起点 改革不能停下来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很可惜，就像过往中央政府多次就香港做出的提示一样，香港的政治精英都好像不太明白讲话或文件的意思。一直以来，民主派毫不察觉中央政府的警告，被港独及其他激进政治力量带进绝境；建制派察觉不到中央政府对社会民生的重视，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深陷无所作为的困局；商界看不见中央对部分人过于自私的愤怒；官僚阶层更是完全忽略中央在多个领域的施政诉求，毫无魄力纠正纠缠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这种低水准认知既有社会文化差异，更是香港政府从不以价值追求来主导政策的集中体现，香港的为官者与从政者，犯了对治理毫不重视，对民生更是爱理不理的通病。
对中央的论述看不明、听不懂确实是一项挑战，然而，这不就是“一国两制”预想的情况，需要我们用心去解决这些困难吗？多年来，香港的精英群体错误定义“一国两制”，结果要付出沉痛代价。现在是时候改变原来的认识，重新思考香港应该怎样定位自己，如何更好认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期望与想像，为香港的前路制定更符合国家与香港利益的发展路线图。《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大家不妨尝试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在其中会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一般人考虑事情都是就事论事，并不会全面而深入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更不会通过历史或理论对事情寻根究底。处理日常琐事时确实可以这样，一旦遇到推动生活巨变的大事，甚或社会转型，这种做法就难以统揽全域，更无法深究事物的本质，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骚乱显然不是日常琐事，但不少舆论依然将其视作“黑暴”和“警暴”而已，视乎你是站在哪个位置。如果事件可以如此容易剖析，当然是好事，但估计大多数人心里都知道事情并不简单。同情骚乱的群体认为，事件是政府拒绝推动“真普选”，加上来自中共的压力，要收紧香港一直享有的自由，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反对骚乱的群体认为，这是香港投机政客联结海外敌对势力，意欲围堵中国的前哨战，目的是阻碍中国的崛起，甚至分裂中国。当然还存在其他分析，如回归后的政府长时期偏袒商界，带头制造不公，新移民抢夺过多资源，年轻人缺乏上流机会，住房严重不足等，亦有人认为商界因修订逃犯条例直接威胁他们的利益，在幕后推动一些人闹事，甚至有人相信是港独群体借助这次修例激发大型群众运动，希望直接制造香港独立的机会。
夏宝龙的期盼不是套话
如此重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当然不会是单一因素触发，究竟各项原因占比多少，各方会自说自话，就算是学者论证完，也无法精准划分。五十多年前的六七暴动，学界对其起源至今都无法有共识，更何况最近这一场社会风波还未完全走进历史。有一点大家都会认同，香港社会很长时间以来积聚了庞大的怨气和怒气，一触即发，而且至今并未平息，一遇到机会必然卷土重来，因为怨气和怒气的根源未除。中央政府对此深有体会，亦是以此分析为基础应对香港身处的困局。香港的政治精英是否同样意识到问题之所在，甚或已经行动起来，对症下药，抑或依然沉睡在安乐窝中，等待别人帮你解决问题，这确实是中央所关注的。
夏宝龙主任发表讲话之后，特首林郑月娥即时综合出来五点，但它们都是停留在止暴制乱的后续工作，对夏宝龙讲话要求彻底改变香港管治状况，消除怨气与怒气的根源，以及对香港管治团队提出的要求都没有回应。夏宝龙在讲话中强调了对香港的四个期盼，这四个期盼都是针对香港的改革，而且是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来说明，重视程度极高，很可惜，大家或许认为这些都是“套话”，没有太注意。事实上，这是承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日在中共百年党庆的讲话，将香港牢牢归入中国民族复兴的大节奏中，以此为背景提出各种必须完成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就事论事”的政党，它强调的是“实事求是”，要明白这两者的分别，关键在“是”这个字上。任何事情的认识和处理，不会被局限在事情的表象，必须探索事物的本质，包括事情发生的客观环境，而且必须经过具体实践，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认识问题，将其解决。当我们反复论证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明白“论事”和“实事”之间的差异。中共是一个实践型政党，不会坐而论道，而是坚持坐言起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费尔巴哈提纲》的最后一段提出了后来被很多哲学家引用的名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文章开首那几段，马克思否定传统哲学，提出只有经过社会实践，人才能从生物意义的人转化为社会意义的人。对于马克思和中共而言，只有从作为社会的人的视角来认识人，才能够明白人身处的社会困局。
如果掌握了这样的背景，大家会意识到，中共不只是要止暴制乱，而是会用心研究动乱的起源，寻根究底。以此为认识基础，就会注意到夏宝龙就国安法所讲的内容才是“套话”，他一转弯就去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明确指出香港在这个进程中“绝不能缺席”。这个转折为“斗争”和“改革”两个阶段做了衔接。事实上，改革才是主战场，才是真正的“斗争”。大家若用心去了解中共，就会知道，中共不会认为将动乱平息了，问题就算解决。如果香港的骚乱反映了其他问题，中共必然会长时期研究和跟踪，找到问题的根源，锲而不舍，彻底解决。只有这样，香港才不会在民族复兴中不缺席，通俗说，港澳办在这个时候才算是完成阶段性任务。
问题是，什么才是2019年骚乱的根源？从这一次夏宝龙的讲话可以猜想到，中共已经做出判断，它意识到“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不断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短期来看，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包括缺乏适当的法律框架处理极端政治诉求，这是《港区国安法》的立法背景，也就是要止暴制乱。同时，夏宝龙提出“只有确保有管治才能的坚定的爱国者治港，香港才有可能大有可为”，而这句话的前设是必须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外，改善选举制度就是应对的方法。既然只是前设，也就是还没有真正处理好“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中央政府认为香港现在缺的就是“有管治才能的”和“坚定的”爱国者，必须尽快建立这样的管治班子。
就以“坚定的”为例，香港官员意识不到骚乱已经升级为中西方之间文明冲突的“战场”，西方国家害怕几百年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香港无意间成为围堵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块棋子，与新疆、台海等议题并列。他们意识不到骚乱的性质，很容易优柔寡断，以致贻误战机，夏宝龙是要提醒他们。至于“有管治才能的”这句话，当然是认定香港的问题是社会治理失误所致，必须通过提升“管治才能”才有机会改正。
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这样的管治团队要处理的不只是“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还要完成夏宝龙所说的“大有可为”任务。夏宝龙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期盼，它们是：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特别是解决住房问题；民主法治的发展，包括让所有人在此基础上过幸福生活；“一国两制”得到更全面和深入的发展，简单说，就是人心的回归；在传统产业之外，推动更多元的产业发展，包括准确认识香港在新时期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意思。这四个期盼的次序很好说明中央是如何理解香港问题的指向。如果官员们依然将焦点只放在止暴制乱上，看不见与此同样重要的还有经济社会的改革，而且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不只是多建一些楼房如此简单，那是让夏宝龙主任白讲了一小时。
其实，身兼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较早之前已多次提到社会改革，而且特别针对住房问题，大家却以为他只是在表达关心。既然大家还是没有听明白，夏宝龙就讲得详细、具体一些，但他的语气也许还是比较客气，让香港官员和舆论依然只围绕止暴制乱，而不知道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当然，对于中共来说，骚乱从来不会只是骚乱，背后存在多种力量的博弈，既有内部的政治投机份子，也有来自外部的力量，必须斩草除根，既要通过执法将其制止，也要通过立法和制度改革确保滋生骚乱的土壤不再起作用，但这一切都是防御性动作，不会根治骚乱发生的客观环境。中共意识到香港人不太了解它的做事方法，意识不到它不会将改革止于止暴制乱，因此借用国安立法一周年的机会，庄重宣告香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且是“大有可为”。
中国共产党不是理论家，它是革命家，而且是极具理论认识的革命家，是要改变“世界”的革命家。香港既是国家的一员，更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共不可能容忍香港继续蹉跎岁月，因为“香港同胞都为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香港也以自己特殊的经历融入民族复兴的壮丽史诗”，而“一国两制”是其中的“华彩篇章”。如果香港人依然无法理解这些用词的重要性，那就未免太“谦虚”了，意识不到中共对香港的重视，如果香港不认真处理“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中共会用自己的方式将问题解决。过去一年多，香港人应该感受到一旦中共认定要解决的问题，它会在斗争中完胜，试问香港的其他问题能够让它裹足不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