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上层最能记住他们是谁，社会中层已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谁，而社会下层已经忘记自己是谁。做出这个观察——社会和心理的观察——结论让人痛苦，但这是事实。那为何社会上、中、下三个阶层会有如此不同的心理呢？这需要深入探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心理分析方法在社会阶层领域的运用，即对各阶层进行心理分析。本文旨在提供分析原理，探讨我们如何对不同阶层进行心理剖析。进行阶层心理分析，强烈建议先攻克两个关键要素：性格与心态。对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分析，其实就是剖析他们的阶层性格和阶层心态。了解各阶层内心的想法及可能的思维走向，是理解现实、预见未来的重要途径。原因有二：（2）、一个社会事件，并不仅仅发生在社会表层，也发生在人们的内心里。一个人说的话，如果有明显的智商的硬伤，只能证明她骨子就是这样想的。估计只要稍微关注新闻、未与社会变化隔绝的人，都知道陈光标。他实在太有名了。他们都属于后文将提及的中国社会阶层等级中的第三等级，即上层社会的底层。其中一位是申纪兰同志，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的“投票机器”。在长达 60 多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她从未投过反对票。无论是计划经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是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她都一概赞成。她始终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我对她产生兴趣并非因其“投票机器”的身份，而是她曾说过的一番话：“我有个想法，网络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像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瞎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原则办事，别把好的弄成坏的，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网，谁想上就能上？还是需要组织批准呢？”申纪兰设问后，表示对此问题尚无答案。因为一个人说的话，如果有明显的智商的硬伤，只能证明她骨子就是这样想的。但我不确定这话是否还有另一层含义：即领会某些人的意思，代人说出不便言说之语。我很想实地考察她的内心世界。毕竟，她是极为典型的心理分析样本。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人是陈光标先生，标哥，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标哥有诸多表演事迹。他似乎不是在经营公司，而是专职从事慈善和爱国表演。比如，在学雷锋纪念日，他拍摄了一组身穿军大衣、头戴绿军帽、手持冲锋枪的照片；比如，用锤子砸电动车，还声称要在北上广设立流动专卖店售卖新鲜空气，每瓶售价 4 元至 5 元。比如，倡导“光盘行动”，带领公司 40 位员工去酒店吃别人的剩饭剩菜，甚至申请改名为“陈光盘”；比如，说要准备出资 10 亿美元收购《纽约时报》；比如，把 16 吨人民币堆成“钱墙”，拍成照片，声称要助推经济大普查，还说如果台湾愿意接受，他可以捐出价值人民币 15 亿元的钱墙，用于建造金门与厦门间的跨海大桥。为何一个人会有如此强烈的表演欲望，渴望观众看到自己的表演呢？这个问题让我陷入沉思。标哥这么做，固然有精明的商业考量，比如换取政治保护和政治资源、商业资源。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他的性格——不这样做他就浑身不舒服。所以他根本停不下来。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说，在“自我”的世界里，人无法主宰自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如果不能在他人眼中存在，在心理上就等于自己不存在；如果不按照某种特定形象或自我定位来表现自己，就很难有价值感和成就感。这是一种由性格引发的深深焦虑。为消除这种焦虑，一个人必须去做某些事情，否则心理上会非常难受。换言之，性格是最深层的心理保护，这就是标哥行为的真相。想象一下，某天富士康老总郭台铭做出一个艰难决定，派遣人力资源部门人员去原始森林招聘一批以部落方式生活的“原始人”。为何要招“原始人”呢？因为用工成本低，他们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不会计较工资。现在，一群“原始人”坐上富士康的大巴，离开原始森林，来到武汉、深圳、成都、重庆、烟台等富士康厂区。他们瞬间跨越几个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大概是：“原始人”看着富士康庞大的工业流水线，左摸右敲，觉得好玩，甚至一时兴起砸机器。保安想制止他们，却根本不是对手。管理人员想培训他们，却遭到强烈抵触，甚至被拳脚相向。结果，让他们当流水线工人，富士康的生产线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有意思的对比是，很多从农村出来的 80 后、90 后，经过短暂培训，就能很快适应富士康的工业化生产模式。但“原始人”却不行。很明显，“原始人”无法适应富士康的工业生产流水线，并非他们没有劳动技能，而是缺乏工业化生产所需的特质：守纪律、服从管理、忍耐。这些特质，80 后、90 后的农民工在进入富士康培训后很快就能具备。它们就是社会性格。弗洛伊德曾神秘地告诉我们，没有相应的心理基础，社会制度就无法运行。这句话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意思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如果不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不符合人性，那肯定会被冲垮。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专制制度，就是这样被冲垮的。 另一个意思是，一个社会要能够玩下去，能够正常运转，必须有某种相应的社会性格来支撑。什么是社会性格？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解释道：“社会性格是指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不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在一个确定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能够找到的性格特点的简单总和……”这个解释比较笼统，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什么是社会性格。那我们想想一个熟悉的词：羊性。一些人在思考中国为何有漫长的专制统治时，给出一个解释：老百姓普遍具有“羊性”，软弱、忍耐、温顺。这种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的“羊性”，正是社会性格。“原始人”无法让富士康的工业生产流水线正常运转，是因为他们缺乏现代工业社会所需的社会性格。他们也缺乏消费社会所需的社会性格：不是对商品和金钱有强烈占有欲望的人。所以，当他们穿越到现代社会，不懂得在某个岗位好好工作，也不懂得疯狂消费，这样的人对现代社会有什么用呢？只要你给一个人强加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他就会在心里面说服自己去接受
我们可以问：假如富士康加大对“原始人”的培训力度，软硬兼施，最终能让他们成为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顺民吗？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把他们改造成这样的人。他们甚至可能比 80、90 后的农民工更具原始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运行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性格支持，它也可以不择手段地创造出所需的社会性格。只要奴隶主长期用皮鞭抽打奴隶，奴隶在恐惧中会变得服从。不仅是被迫服从，还会主动服从，因为反抗只会更悲惨。意识到自己被压迫是很痛苦的，所以为了心理上保护自己，他们会认为奴隶主英明神武，自己做奴隶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给一个人强加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他就会在心里说服自己接受。但问题是，当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强行培养出维持社会运转所需的社会性格时，会有严重后果，那就是伤害人们的心理和人性。结果呢？他们会具有攻击性，既向内攻击自己，也向外攻击别人，条件合适时，还会一起摧毁社会秩序。所以，任何破坏人们心理结构的社会都如矗立在火山上。有一本书叫《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如今，托克维尔已成为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他是 19 世纪法国的一个贵族，大概处于上层社会的第二等级。他的一生是观察与思考的一生。有趣的是，他不仅观察过美国的民主，还目睹了法国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爆发于 1848 年 2 月 22 日。那时，无数工人、市民涌上街头，围攻政府机构，巴黎街头一片混乱。这一幕恰好被托克维尔看到。他胆战心惊地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这里的“本能”并非饿了要吃、痛了要喊的那种本能，而是一种比喻，指的是心理上的“本能”，其实就是性格（性格是人的“第二本能”），而且不是个人性格（在个人性格上，他很开明），而是阶层性格。正因为这种阶层性格，深情赞美过美国民主的托克维尔，骨子里（当我们说“骨子里”时，指的是心理结构深处）其实是个保守派，害怕改变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即使他知道这不合理。
阶层性格是一伙人，一个或几个阶层的共同语言，共同的阶层性格使得他们就像兄弟一样。
和托克维尔一样，在他那个时代，与他同处上层社会的很多人，从国王到议员，再到资本家，无不体现出深刻的保守性。如果一个人在心理上进入了“忘我”状态，那么，他其实是进入了“自我”状态。上层社会总是具有这样的心态，尤其是在社会处于变化之中，脚下的地基似乎在动摇的时候。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柳传志等上层社会人士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