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与中共的命运——对90年历史的沉思（上）
【编者按】奚兆永同[文]志这篇长文，内容比[章]较丰富，涵盖了中国[来]共产党建党以来90[自]年的漫长历程。文章[刀]涉及长期以来两个阶[笔]级、两条道路和两条[吏]路线斗争的一些重大[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白]、革命理论和革命实[文]践等问题，特别是大[章]家比较关注的如何认[来]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自]续革命理论，如何认[刀]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笔]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吏]大革命，如何认识“[小]粉碎‘四人帮’”，[白]如何认识毛主席提出[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章]”，如何认识改革开[来]放，以及如何认识“[自]邓小平理论、三个代[刀]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笔]一系列问题，作者均[吏]有自己的观察、分析[小]与评述，因此，很值[白]得大家一读，值得共[文]同探讨。因文章比较[章]长，大约14.5万[来]多字，兹分上、中、[自]下三部分发完。
【作者说明】本文写好后曾在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东方红网上发表，得到广大网上读者的支持与鼓励，也有不少读者对文中误植的错别字太多提出了批评。对此，我十分感谢。根据读者的批评，我又对文字进行了校订，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同时又作了一些增补，添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评论性的文字，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对于这个修订本。我希望读者继续给以批评指正。
前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刀]立90周年，我不是[笔]共产党员，但从19[吏]49年解放起就接受[小]共产党的教育，而且[白]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的理论工作，因此对[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自]史、对中国的现实和[刀]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笔]注。在这篇文章里，[吏]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小]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白]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文]，当然也包括对于中[章]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来]向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自]。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刀]921年，是马克思[笔]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吏]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小]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白]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文]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章]后来又确定了马克思[来]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自]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刀]践相结合的原则。9[笔]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吏]：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小]宁主义的路线，革命[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文]党就会走向胜利；而[章]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来]宁主义的路线，革命[自]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刀]挫折，党就会遭致失[笔]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吏]屡试不爽、颠扑不破[小]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白]列宁主义的路线”，[文]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章]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来]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自]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刀]命队伍内部的表现—[笔]—路线斗争了，但是[吏]，历史和现实却清楚[小]地告诉我们，阶级斗[白]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文]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章]观存在，不承认是不[来]行的。一些人之所以[自]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刀]线斗争，是为了掩盖[笔]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吏]；我们如果也不讲阶[小]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白]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文]仗，给党和国家的前[章]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来]量的损失。这一点是[自]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刀]轻心的。
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爱护，我写了这本小册子，作为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一个献礼。希望它能够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同时也希望能唤起广大民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使党和国家沿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指明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十月革命前中国[笔]志士仁人对马克思和[吏]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毛泽东在1949年[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白]28周年时曾说，“[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章]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来]列宁主义。”（《毛[自]泽东选集》第4卷，[刀]人民出版社1991[笔]年版，第1471页[吏]）现在有人提出异议[小]，说什么“十月革命[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文]列宁主义，而不是马[章]克思主义”。还有人[来]搬出历史说，在十月[自]革命之前国民党元老[刀]朱执信等就宣传过马[笔]克思主义。经他们这[吏]样一说，好像毛泽东[小]的说法是不对的。事[白]实当然不是这样。在[文]这里，我们要指出，[章]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来]主义对立起来是完全[自]错误的。毫无疑问，[刀]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笔]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吏]，但是，正如斯大林[小]所说的，“不要忘记[白]，在马克思恩格斯两[文]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章]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来]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刀]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笔]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吏]。”不是别人，正是[小]列宁，领导全世界的[白]马克思主义者，捍卫[文]了马克思主义，“复[章]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来]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自]主义的革命内容。”[刀]（《斯大林选集》上[笔]卷，人民出版社19[吏]79年版，第186[小]、185页）在这种[白]情况下，怎么可以把[文]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章]义对立起来呢？
至于说在十月革命之[来]前中国就有马克思和[自]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刀]毛泽东对此当然也很[笔]清楚。他在1945[吏]年4月21日所作的[小]七大预备会议报告里[白]就说到，“以前有人[文]如梁启超、朱执信，[章]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来]主义。据说还有一个[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刀]上译过恩格斯的《社[笔]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吏]的发展》。总之，那[小]时我没有看到过，即[白]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文]溜过去了，没有注意[章]。朱执信是国民党员[来]，这样看来，讲马克[自]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刀]在先。不过以前在中[笔]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吏]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白]响，比飞机飞得还快[文]。……11月7日俄[章]国发生革命，11月[来]8日中国就知道了。[自]”（《毛泽东文集》[刀]第3卷，人民出版社[笔]1996年版，第2[吏]90页）在这里，毛[小]泽东提到了梁启超、[白]朱执信，还提到一个[文]翻译恩格斯《社会主[章]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来]展》的译者。这些人[自]，实际上还有马君武[刀]和孙中山，他们虽然[笔]各不相同——梁启超[吏]曾与康有为一道发动[小]戊戌变法，失败后流[白]亡日本，成了保皇党[文]，主张改良，反对革[章]命，甚至提倡学校读[来]经；朱执信是同盟会[自]的干才、国民党的元[刀]老，也是孙中山的得[笔]力助手，他主张革命[吏]，且能身先士卒，3[小]5岁就死于战场，孙[白]中山称赞他是“革命[文]的圣人”。那个翻译[章]恩格斯著作的译者名[来]叫施仁荣，他的译文[自]在中国社会党绍兴支[刀]部机关刊物《新世界[笔]》上连载，估计是中[吏]国社会党的成员；马[小]君武，同盟会成立时[白]他是首任秘书长，曾[文]与孙中山、黄兴、陈[章]天华等一道制定同盟[来]会章程，是著名的政[自]治活动家，也是《民[刀]报》的主要撰稿人，[笔]他还曾以其在日本留[吏]学所学的应用化学知[小]识为孙中山领导的革[白]命研制无烟炸药，民[文]国后曾任实业部次长[章]，其后又任非常大总[来]统府秘书长，后因反[自]对国民党改组和实行[刀]三大政策，被国民党[笔]二大开除党籍。晚年[吏]转向翻译和教育，曾[小]译达尔文的《物种原[白]始》、黑格尔的《一[文]元哲学》等著作以及[章]拜伦等的诗作多种，[来]1927年创办广西[自]大学并任校长，还担[刀]任过大夏大学、北京[笔]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吏]等校的校长，于19[小]40年病逝，周恩来[白]的挽词称其为“一代[文]宗师”。至于孙中山[章]，他先后组织兴中会[来]、同盟会，是国民党[自]的创始人，他领导辛[刀]亥革命，推翻满清帝[笔]制，后又主张“以俄[吏]为师”，实行“联俄[小]、联共、扶助工农”[白]三大政策，是中国资[文]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章]驱。但是，他们都有[来]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于马克思主义都缺乏[刀]深入的研究，往往是[笔]“浅尝辄止”，更没[吏]有树立起坚定的马克[小]思主义信仰，因此所[白]作介绍也就难免有失[文]客观公允，有些说法[章]甚至是直接违背马克[来]思主义的。比如梁启[自]超在1902年10[刀]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笔]章里说：“大抵中世[吏]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小]代；十六七世纪，为[白]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文]竞争时代；十八世纪[章]及十九世纪之上半，[来]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自]；十九世纪下半，为[刀]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笔]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吏]，又将为干涉主义全[小]胜时代。”文章称，[白]“帝国主义者，干涉[文]主义之笔名也。”文[章]章同时认为，“社会[来]主义者，其外形纯主[自]放任，其内质实主干[刀]涉者也，将合人群如[笔]一机器然，有总机以[吏]纽结而旋掣之，而于[小]不平等中求平等。社[白]会主义，其必将磅礴[文]于二十世纪也明矣。[章]”（梁启超：《干涉[来]与放任》，《新民丛[自]报》第17号。）在[刀]这里，他虽然说了社[笔]会主义“必将磅礴二[吏]十世纪”这样称道社[小]会主义的话，但把社[白]会主义与“中世史”[文]、“帝国主义”都归[章]入所谓“干涉主义”[来]显然是有违于科学社[自]会主义主义的精神的[刀]。同月18日，他又[笔]在《新民丛报》第1[吏]8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小]章，将麦喀士（即马[白]克思）与与英国进化[文]论者颉德相提并论，[章]虽然称马克思为“社[来]会主义之泰斗”，却[自]说颉德所著之《人群[刀]进化论》比马克思还[笔]要高明。文章称颉德[吏]是“进化论之传钵钜[小]子，而亦进化论之革[白]命健儿也。自达尔文[文]之种源论出世以来，[章]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来]天地，不徒有形科学[自]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刀]史学、政治学、生计[笔]学、人群学、宗教学[吏]、道德学，一切无不[小]受其影响。”（梁启[白]超：《进化论革命者[文]颉德之学说》，《新[章]民丛报》第18号）[来]他在文章里还将马克[自]思与尼志埃（即尼采[刀]）相提并论，说二人[笔]都“持之有故，言之[吏]成理。”以此贬低马[小]克思，拔高尼采，故[白]意混淆是非。梁启超[文]还大反马克思主义的[章]阶级斗争理论，他在[来]《自说》一文里明白[自]无误地写道，“我根[刀]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笔]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吏]的对峙 。若勉强要找中国阶[小]级的分野，或者有业[白]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文]个名词。有业阶级，[章]如真的农人、工人、[来]商人和在官厅、学校[自]、公司……里拿自己[刀]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笔]的，这些人无论有产[吏]无产、产多产少 ，都谓之有业。无业[小]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白]、阔少爷……乃至租[文]界里的流氓，学堂里[章]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来]什么时髦主义的大小[自]政客，这些阔人们人[刀]人有产不消说了，那[笔]些流氓及时髦政客们[吏]并不见得无产——也[小]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白]的人便有不少产，这[文]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章]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来]有阶级战争，那么，[自]只有有业阶级起而奋[刀]斗，打倒无业阶级，[笔]便天下太平；若无业[吏]阶级得以横行，便更[小]加永沉地狱。至于从[白]‘洋八股‘里贩来有[文]产、无产阶级这个名[章]词，在中国绝对不适[来]用。”（梁启超：《[自]饮冰室主人自说》，[刀]江苏人民出版社19[笔]99年版，第 138页）把马克思[吏]主义的阶级分析说成[小]是 “洋八股”，企图用[白]有业无业取代马克思[文]主义的有产无产，这[章]除了说明他对马克思[来]主义的无知和有意制[自]造混乱以外，是什么[刀]也不能说明的。试问[笔]，商人特别是大商人[吏]是靠用脑筋和气力换[小]饭吃的吗？失业工人[白]是有业还是无业？难[文]道我们可以用商人特[章]别是大商人这样的有[来]业阶级来打倒失业工[自]人这样的无业阶级吗[刀]？可以说，梁启超充[笔]其量也不过是在介绍[吏]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小]同时附带也介绍了一[白]点被他歪曲了的马克[文]思主义。其实他对马[章]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来]的，根本谈不上宣传[自]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刀]毛泽东说他只是“提[笔]过一下马克思主义”[吏]是非常准确的。
孙中山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白]所处的时代与太平天[文]国相距不远，他的家[章]乡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来]村，离洪秀全的家乡[自]花县及洪秀全首义之[刀]地广西桂平金田村相[笔]距也不远，幼时受太[吏]平天国的影响很大，[小]被称为“小洪秀全”[白]。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文]最初实际上来自洪秀[章]全的平均主义思想。[来]1903年12月1[自]7日，他在复某友人[刀]的信中说，“所询社[笔]会主义，乃弟所极思[吏]不能须臾忘者。弟所[小]主张在于平均地权，[白]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文]实施行之事。……盖[章]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来]平均而设，如教育所[自]以平均知识，宫室衣[刀]服所以平均身体之热[笔]度，推之万事，莫不[吏]皆然。”（《孙中山[小]全集》第1卷，中华[白]书局1981年版，[文]第228页）当然，[章]孙中山曾侨居海外，[来]游历欧美和日本，也[自]受到国外社会主义思[刀]想的影响。在19世[笔]纪90年代，他曾与[吏]流亡于伦敦的俄国民[小]粹主义革命家有所接[白]触，也受到他们思想[文]的影响。1905年[章]5月中旬，孙中山曾[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访[自]问第二国际社会党执[刀]行局，并与其主席王[笔]德威尔德、书记胡斯[吏]曼进行晤谈。孙在谈[小]话中曾说，“中国社[白]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文]的生产方式，使用机[章]器，但要避免其种种[来]弊端。”主张“中世[自]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刀]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笔]产阶段，而工人不必[吏]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小]苦。”他还说，“当[白]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文]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章]，我们将已生活在最[来]纯正的集体主义之中[自]了。”（《孙中山全[刀]集》第1卷，中华书[笔]局1981年版，第[吏]273页）这显然是[小]一种民粹主义的观点[白]。孙中山此访的目的[文]原是想让他领导的党[章]能够成为第二国际社[来]会党的一员，但是由[自]于他的思想和王德威[刀]尔得、胡斯曼的思想[笔]观点不一致 ，这个目的没有能够[吏]达到。后来，孙中山[小]又想与江亢虎领导的[白]中国社会党携手。1[文]911年11月5日[章]，江亢虎的中国社会[来]党在上海成立，号称[自]有52万党员，还有[刀]一些名人如顾颉刚、[笔]叶圣陶参加。其实这[吏]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小]织。孙中山曾于19[白]11年12月30日[文]与江亢虎晤面，并稱[章]自己有“欧美最新社[来]会主义名著多种”，[自]希望中国社会党内“[刀]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笔]，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吏]。”（同上，第58[小]0页）二日后，孙托[白]人交江亢虎书籍四种[文]，即《社会主义概论[章]》、《社会主义之理[来]论于实行》、《社会[自]主义发达史》和《地[刀]税原论》，其中没有[笔]一本是马恩之原著。[吏]由此也可见孙中山对[小]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白]都还是间接的，还缺[文]乏直接的深入的了解[章]。在这四本书中，《[来]地税原论》当是美国[自]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刀]所作。孙对亨利•乔[笔]治的地价税说十分推[吏]崇，认为可以用此税[小]实现他的“平均地权[白]”的主张，他甚至把[文]亨利•乔治放在马克[章]思之前加以推崇，说[来]“社会主义家莫不主[自]张亨、麦二位之学说[刀]，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笔]生存之幸福也。”（[吏]《孙中山全集》第2[小]卷，中华书局198[白]1年版，第516页[文]）值得一提的是，孙[章]中山虽然想与江亢虎[来]的社会党合作，但当[自]时考虑更多的却是军[刀]事问题，所以与江并[笔]未深谈，而将合作之[吏]事留之于“来日”。[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白]第二国际各党纷纷采[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章]，第二国际实际上已[来]经破产。而此时之中[自]国社会党也为袁世凯[刀]、段祺瑞所不容。后[笔]来江亢虎的社会党想[吏]参加列宁领导的共产[小]国际，但因其所持政[白]治观点而为列宁所未[文]允。之后江在政治上[章]日渐堕落，最后甚至[来]参加了汪伪政权，任[自]考试院院长，成为一[刀]名汉奸。至于孙中山[笔]，他在晚年虽然仍旧[吏]推崇马克思，说 “现在研究社会问题[小]的人，没有哪一个不[白]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文]主义中的圣人”（《[章]孙中山全集》第9卷[来]，中华书局1981[自]年版，第360页）[刀]而同时又批评马克思[笔]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吏]学说和关于剩余价值[小]的学说，说“阶级战[白]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文]因，阶级战争是社会[章]的进化的时候所发生[来]的一种病症”；而马[自]克思“说资本家的盈[刀]余价值从个人的劳动[笔]中剥夺来的”也是错[吏]的，“忽略了社会上[小]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白]劳动。”（同上，第[文]369页）实际上，[章]阶级的存在是由生产[来]关系决定的，阶级斗[自]争是社会的常态，而[刀]绝不是社会的病态，[笔]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吏]社会的发展；至于劳[小]动创造价值，纺织品[白]的价值显然也不是包[文]含纺织厂工人的纺织[章]劳动，它还包括此前[来]农民种棉花的劳动，[自]机器厂生产纺纱机、[刀]织布机的劳动，但是[笔]，这些创造生产资料[吏]价值的劳动已经在此[小]前实现了价值和剩余[白]价值，都是它们只能[文]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章]纺织品的价值中去，[来]而不可能在纺织这个[自]生产过程中再创造新[刀]的价值。这些道理，[笔]马克思都是说得很清[吏]楚的，只不过孙中山[小]因为没有读过《共产[白]党宣言》和《资本论[文]》而有所不知罢了。[章]我们知道，孙中山有[来]不少藏书，但是他的[自]藏书里只有一本英译[刀]本的《路易•波拿巴[笔]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吏]克思的著作，至于马[小]恩的《共产党宣言》[白]和马克思《资本论》[文]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章]著作，则皆付诸阙如[来]。一个没有读过《共[自]产党宣言》和《资本[刀]论》的人而想批评马[笔]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吏]和剩余价值理论，显[小]然是很不郑重的。从[白]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文]泽东没有提到孙中山[章]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应该说，在国民党的[自]元老中，马君武和朱[刀]执信是做过一些比较[笔]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吏]宣传工作的。190[小]3年2月16日，马[白]君武在留日学生创办[文]的《译书汇编》上发[章]表《社会主义与进化[来]论比较》一文，文章[自]写道，“社会主义者[刀]，发源于法兰西人圣[笔]西门、佛礼儿（即傅[吏]里叶），中兴于法兰[小]西人鲁意伯龙（即路[白]易• 勃朗）布鲁东（即蒲[文]鲁东），极盛于拉沙[章]勒（即拉萨尔）、马[来]克司（即马克思）。[自]由圣西门以降，社会[刀]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笔]之发达，自古至今，[吏]经三级焉。三级者，[小]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白]由农仆变为雇工。由[文]是观之，人群生计（[章]日本谓之经济）之发[来]达，必不止于今日之[自]雇工而已。社会者，[刀]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笔]。其必有一日焉，打[吏]破近日之资本家与劳[小]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白]皆变为共和资本、共[文]和营业，以造于一切[章]平等之域。此社会党[来]人所共信也。”文中[自]还谈到了他对唯物论[刀]的看法。文中说，“[笔]予著有《唯物论二巨[吏]子学说》（此‘二巨[小]子’系指狄德罗和拉[白]梅特里），登《大陆[文]报》第二期。欲救黄[章]种之厄，非大倡唯物[来]论不可。”对于马克[自]思的学说，文章说，[刀]“马克司者，以唯物[笔]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吏]马氏尝谓，阶级竞争[小]为历史之钥。”（马[白]君武：《社会主义与[文]进化论比较》《译书[章]汇编》第2年第11[来]号；载《马君武集》[自]，广西师大出版社1[刀]991年版，第83[笔]、84页）文末还“[吏]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小]记”，“书记”共列[白]圣西门、傅里叶、路[文]易•勃朗、蒲鲁东、[章]拉萨尔、马克思所著[来]社会主义著作26种[自]。不过马君武的这一[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笔]圣西门、傅里叶、路[吏]易•勃朗、蒲鲁东、[小]拉萨尔都不是社会党[白]成员，更说不上是“[文]社会党巨子”。其所[章]说马克思著作5种，[来]是指《英国工人阶级[自]状况》、《哲学的贫[刀]困》、《共产党宣言[笔]》、《政治经济学批[吏]判》、《资本论》，[小]实际上也不准确，因[白]为《英国工人经济状[文]况》的作者是恩格斯[章]，而并非马克思；而[来]《共产党宣言》也是[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刀]所作，并非马克思一[笔]人所著。不过，在当[吏]时能够列社会主义的[小]26种文献，特别是[白]能够列出科学社会主[文]义的五本主要著作来[章]，已经是相当不容易[来]了。人们不能不承认[自]，马君武对于马克思[刀]及其学说的了解较之[笔]于梁启超和孙中山明[吏]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小]的。与此同时，他还[白]在《新民丛报》上发[文]表了《圣西门之生活[章]及其学说（佛礼儿之[来]学说附）》，介绍了[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刀]圣西门和傅里叶的学[笔]说。由此可以看出，[吏]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了[小]解还是比较全面的。[白]当然，他对马克思主[文]义的了解也还谈不上[章]深入，这不仅从上面[来]提到的两次将作者弄[自]错可以看出来，而且[刀]从他在《社会主义与[笔]进化论比较》一文里[吏]大谈马尔萨斯的“民[小]数”（即人口问题）[白]也可以看出来。后一[文]件事表明，他对于马[章]克思在《资本论》里[来]对马尔萨斯及其“人[自]口原理”的批判实际[刀]上还处于浑然不知的[笔]状态。在这方面，朱[吏]执信也与马君武有类[小]似之处。他在190[白]6年1月在《民报》[文]发表了《德意志社会[章]革命家列传》一文，[来]文章介绍了《共产党[自]宣言》和《资本论》[刀]的部分内容，但是他[笔]把马克思与拉萨尔相[吏]提并论，还批评《资[小]本论》里关于资本原[白]始积累的理论，则是[文]完全错误的。他在文[章]章中说，“马尔克之[来]为学者所长也，以《[自]资本论》，然世之短[刀]之亦以是。是亦马尔[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吏]物过情之为之累也。[小]约翰•穆勒论之，一[白]味张皇夸大，盖亦有[文]由也。夫资本固非一[章]切为从掠夺得，蓄积[来]之事，往往亦自劳动[自]。此虽经济学者之一[刀]家言，然于事实恐无[笔]以易也。”（朱执信[吏]：《德意志社会革命[小]家列传》，《民报》[白]第二号；载《朱执信[文]集》上册，中华书局[章]1979年版，第1[来]7-18页）其实，[自]马克思在《资本论》[刀]里对资本原始积累的[笔]论述完全符合历史实[吏]际。民间有言，“不[小]穷千家，不富一家”[白]，不剥夺或剥削众人[文]，那富人能够“发”[章]得起来吗？马克思对[来]原始积累的论述特别[自]提到了“圈地运动”[刀]，它用了大量的历史[笔]事实叙述了这一历史[吏]过程，可以说，那段[小]历史是用“血与火的[白]文字”写成的。事情[文]当然会有例外，但是[章]，即使有个别资本家[来]是所谓“劳动起家”[自]者，而经过多次的再[刀]生产过程，其原始之[笔]资本也将会被置换：[吏]其原有资本已被资本[小]家消费殆尽，而他之[白]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其[文]原有的资本额不过是[章]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来]资本的结果。这个道[自]理，马克思在《资本[刀]论》里讲得非常明白[笔]：“如果资本家把自[吏]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小]消费掉，那么这些资[白]本的价值只代表他无[文]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总[章]额，他的原有资本的[来]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自]不复存在了。”（《[刀]资本论》第一卷，人[笔]民出版社1975年[吏]版，第625页）而[小]朱执信却看不到这点[白]（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文]系统地读过《资本论[章]》），却去沿用以“[来]调和那不能调和的东[自]西”而著称的约翰•[刀]穆勒对马克思的“批[笔]评”，实属大谬不然[吏]。另外，钟家栋、王[小]世根主编之《20世[白]纪：马克思主义在中[文]国》称颂朱执信“全[章]译了《共产党宣言》[来]中的十条纲领和最后[自]一段话”，其实，这[刀]十条措施还不足一页[笔]的篇幅，用“全译”[吏]来称颂显然已属过头[小]，而问题还在于，马[白]克思和恩格斯早在《[文]1872年德文版序[章]言》中就已指出，“[来]不管最近25年的情[自]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刀]，这个《宣言》中所[笔]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吏]来说现在还是正确的[小]。……这些原理的实[白]际运用，正如《宣言[文]》中所说的，随时都[章]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为转移，所以第二章[自]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刀]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笔]意义，如果在今天，[吏]这一段许多方面都会[小]有不同的写法了。由[白]于1848年以来大[文]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章]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来]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自]，由于首先有了二月[刀]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笔]来是有了无产阶级第[吏]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小]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白]际经验，所以这个纲[文]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章]过时了。”（《马克[来]思恩格斯选集》第1[自]卷，人民出版社19[刀]95年版，第248[笔]-249页；着重号[吏]为引者所加。）后来[小]恩格斯在《1888[白]年英文版序言》里又[文]重申了这一观点。看[章]来，朱执信没有注意[来]到马恩1872年写[自]的这个序言，也不知[刀]道恩格斯在1888[笔]年的重申，他不懂得[吏]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小]理和原理的实际运用[白]之间的区别，把原理[文]的实际运用看得比原[章]理本身更为重要，称[来]那十条措施就是“《[自]共产主义宣言》之大[刀]要”，这说明他对马[笔]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吏]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是[小]严重不足的，同时也[白]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的文献在掌握上也是[章]很不完备的。当然我[来]们也不要苛求于前人[自]。如果说，朱执信当[刀]时还不能认识这一点[笔]是一个不足，还可以[吏]原谅，但是，今天一[小]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白]传工作的人如果仍然[文]不懂得这一点就很不[章]应该了。
2、十月革命后中国[来]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自]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刀]播
当然，我们在考虑十[笔]月革命前在中国介绍[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小]的工作时，不仅要考[白]虑介绍者的主观因素[文]，更要考虑当时的客[章]观条件。当时的中国[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自]民地的国家，现代工[刀]业很不发达，工人阶[笔]级人数很少，社会还[吏]没有产生对于马克思[小]主义的巨大需求。但[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文]以后，情况发生了了[章]很大变化。由于各帝[来]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自]大战，无暇东顾，中[刀]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笔]了巨大的发展。随着[吏]民族资本主义的巨大[小]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白]级也有了极大的增加[文]，而作为工人阶级理[章]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来]也就有了巨大的需求[自]。特别是，在第一次[刀]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笔]十月革命更给了全世[吏]界工人阶级也给了中[小]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白]震撼。过去，由于第[文]二国际社会党阉割马[章]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来]，鼓吹和平长入社会[自]主义，人们已经很久[刀]不讲社会主义革命了[笔]，但是，列宁领导的[吏]十月革命如同一声春[小]雷唤醒了他们的觉悟[白]。知识分子是很敏感[文]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章]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来]过去总是面向着西方[自]，从西方寻求救国的[刀]道理，但是先生总欺[笔]侮学生，他们失望了[吏]。在失望中，十月革[小]命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白]，使他们认识到到要[文]“走俄国人的路”。[章]“走俄国人的路”其[来]实就是走马克思主义[自]的路。于是乎，自十[刀]月革命以后，宣传十[笔]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吏]主义的文章犹如雨后[小]春笋般地出现于报刊[白]之上，而翻译马克思[文]主义著作的事也紧跟[章]其后。五四运动的爆[来]发，工人阶级走上政[自]治舞台，更极大地推[刀]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笔]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为首[吏]的、作出了巨大贡献[小]的，是后来成为中国[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文]李大钊。他在191[章]8年7月1日发表《[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自]一文，声言：“法兰[刀]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笔]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吏]国家主义上之革命，[小]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白]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文]也。俄罗斯之革命是[章]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来]，是立于社会主义上[自]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刀]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笔]之彩色者也。时代之[吏]精神不同，革命的性[小]质自异，故迥非可同[白]日而语者。”（《李[文]大钊文选》，上海远[章]东出版社1995年[来]版，第165页）以[自]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刀]庶民的胜利》、《B[笔]olshevism[吏]的胜利》、《再论问[小]题与主义》、《我的[白]马克思主义观》等宣[文]传十月革命、宣传马[章]克思主义的文章。特[来]别是在1919年5[自]月和11月发表的《[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笔]里，他摘译了《哲学[吏]的贫困》、《共产党[小]宣言》和《政治经济[白]学批判序言》的部分[文]论述，系统地介绍了[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来]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自]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刀]《资本论》里的劳动[笔]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吏]的原理。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小]义比李大钊要晚一些[白]。1918年12月[文]22日，陈独秀与李[章]大钊在北京创办《每[来]周评论》周刊。19[自]19年4月6日，《[刀]每周评论》曾在“名[笔]著介绍”栏内刊登《[吏]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小]最后几段译文，并加[白]有按语，译者署名舍[文]。标题是《共产党的[章]宣言》。其实，朱执[来]信在1906年即已[自]翻译过这段译文，也[刀]许这就是译者署名为[笔]“舍”的原因。不过[吏]这件事也说明，虽然[小]经过了十多年，中国[白]人对于《共产党宣言[文]》的认识水平仍然相[章]当落后，当时的人似[来]乎仍然不知道马恩1[自]972年为（宣言）[刀]德文版写的序言，仍[笔]然不懂得一般原理和[吏]它的实际运用的区别[小]。
陈独秀在 1919年4月20[白]日《每周评论》上发[文]表的《随感录》表明[章]，继李大钊之后的是[来]陈独秀。陈独秀此时[自]对于十月革命已经有[刀]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笔]他在该文里写道：“[吏]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小]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白]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文]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章]口痛骂；但是后来的[来]历史家，都要把他们[自]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刀]进化的大关键”。（[笔]《陈独秀著作选编》[吏]第2卷，上海人民出[小]版社2009年版，[白]第80页）这是陈独[文]秀第一次公开地站在[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肯定十月革命，也是[自]他对社会上否定十月[刀]革命的一些论调的有[笔]力回击。
1919年2月，北[吏]京《晨报》副刊进行[小]改组，增加了介绍新[白]知识、新思想的“自[文]由论坛”和“译丛”[章]两栏。李大钊应邀作[来]为副刊主编参加《晨[自]报》副刊的工作。在[刀]“自由论坛”和“译[笔]丛”，李大钊 以“守常投稿”的名[吏]义发表了多篇文章。[小]5月以后，李大钊还[白]开辟了“马克思研究[文]”专栏，更突出了对[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的宣传。副刊的撰稿[自]人除李大钊外，用笔[刀]名“渊泉”写作的陈[笔]溥贤也有几篇译作：[吏]4月1日起用5天时[小]间连载了《近世社会[白]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文]斗生涯》一文（据说[章]是河上肇《马克思的[来]“资本论”》一文 的译述）；5月5日[自]起以三天时间连载了[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笔]》一文（据说是河上[吏]肇《马克思的社会主[小]义的理论体系》一文[白]的译文），后来从6[文]月到11月间，他还[章]翻译了柯祖基（即考[来]茨基）的《马氏“资[自]本论”释义》（原名[刀]《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笔]》，据说是根据高堺[吏]素之的日译本转译的[小]）在《晨报》副刊连[白]载。应该说，陈溥贤[文]在五四时期在宣传马[章]克思主义方面是有贡[来]献的。但是现在有人[自]却夸大陈溥贤的作用[刀]而贬低李大钊的作用[笔]，说什么“陈溥贤作[吏]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小]思主义的开路人值得[白]充分重视”，“李大[文]钊自1919年夏至[章]同年秋写下了他那篇[来]有名的《我的马克思[自]主义观》，如部分学[刀]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笔]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吏]上是依据河上肇《马[小]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白]论体系》和福田德三[文]《续经济学研究》（[章]同文馆1913年出[来]版）等写成的；而河[自]上肇的这篇论文，如[刀]前所述，此前已经由[笔]陈溥贤翻译并用‘渊[吏]泉’的笔名在《晨报[小]副刊》上进行过介绍[白]。考虑到李大钊与陈[文]溥贤关系之密切，李[章]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来]晨报副刊》上的那篇[自]文章。既然如此，我[刀]们可以推断，李大钊[笔]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小]陈溥现在资料方面的[白]帮助，或者在对马克[文]思主义解释方面的帮[章]助。”（[日]石川[来]祯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史》，中国社会[刀]科学出版社2006[笔]年版，第10、16[吏]-17页）其实这些[小]话都是石川祯浩的主[白]观臆断，并无事实根[文]据。说到“介绍马克[章]思主义的开路人”，[来]本文前已述及，马君[自]武早在1903年2[刀]月即已向国人介绍了[笔]马克思其人和社会主[吏]义的书目26种，其[小]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白]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文]作5种；朱执信则在[章]1906年即已向国[来]人介绍了《共产党宣[自]言》和《资本论》的[刀]部分内容，并且翻译[笔]了《共产党宣言》里[吏]的十条措施；而那个[小]早在1912年就翻[白]译恩格斯《社会主义[文]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章]》的施仁荣，其所译[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自]典作家的著作，远非[刀]河上肇或考茨基所著[笔]的通俗读物所能相比[吏]。他们都没有被称为[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白]开路人”，而陈溥贤[文]又有什么理由被称为[章]“开路人”呢？问题[来]当然还不仅在于时间[自]的早晚。关键在于，[刀]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笔]动的领导人，他不是[吏]一个普通作者或译者[小]，他是一个走在时代[白]潮流前面的马克思主[文]义的领路人。早在1[章]916年8月15日[来]发表的《晨钟之使命[自]》一文，李大钊就向[刀]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笔]的声音：“今者，白[吏]发之中华垂亡，青春[小]之中华未孕，旧稘之[白]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文]明将来。际此方死方[章]生、方毁方成、方破[来]坏方建设，方废落方[自]开敷之会，吾侪振此[刀]‘晨钟’，期与我慷[笔]慨悲壮之青年，活泼[吏]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小]明之朝气，尽二十稘[白]黎明中当尽之努力，[文]人人奋青春之元气，[章]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来]之曙光，由是一一扣[自]发一一声，一一声觉[刀]一一梦，裨吾民族之[笔]自我的自觉，自我的[吏]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小]底，急起直追，勇往[白]奋进，……。”（《[文]李大钊文选》，上海[章]远东出版社1995[来]年版，第40页》“[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刀]文章”，李大钊曾将[笔]这一警句登在《晨钟[吏]报》第6期上，后来[小]还写成对联送给章士[白]钊，其实这副对联也[文]是他自己的一个写照[章]。像上面提到的这样[来]撼动整个中华民族心[自]魄的文字自是陈溥贤[刀]那样的人所写不出来[笔]的。至于说到介绍马[吏]克思主义的“开路”[小]工作，李大钊也明显[白]早于陈溥贤。早在1[文]918年7月1日所[章]写的《法俄革命之比[来]较》一文里，李大钊[自]就认定法国革命和俄[刀]国十月革命“非可同[笔]日而语”；而当世人[吏]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小]是“联军胜利”之时[白]，李大钊则著文说，[文]“这件功业，与其说[章]是威尔逊Wilso[来]n）等的功业，毋宁[自]说是列宁（Leni[刀]n）的功业、陀罗慈[笔]基（Trosky）[吏]、郭冷苔（Coll[小]ontay）的功业[白]；是列卜涅西（Li[文]ebknecht）[章]、夏蝶曼（Sche[来]ideman）的功[自]业；是马客士（Ma[刀]rx）的功业。我们[笔]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吏]的庆祝，不该为哪一[小]国或哪些国里一部分[白]人庆祝，应该为世界[文]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章]祝，不该为哪一边的[来]武力把哪一边的武力[自]打倒而庆祝，应该为[刀]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笔]，社会主义把军国主[吏]义打倒而庆祝。”（[小]同上，第172页）[白]这样的认识陈溥贤有[文]吗？更重要的是，如[章]果我们把李大钊的《[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与陈溥贤发表于《晨[刀]报》副刊的河上肇的[笔]两篇译文加以对照，[吏]就会发现，李大钊的[小]文章视野更为开阔，[白]论述的范围更为广泛[文]，其中许多内容是陈[章]译河文所根本没有的[来]，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自]能是依据经陈溥贤翻[刀]译的河上肇的那两篇[笔]文章写的呢？更不用[吏]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小]是依据河上肇”的文[白]章写的了。具体来说[文]，比如对于《资本论[章]》的介绍，陈译河文[来]只是介绍了马克思写[自]作《资本论》的过程[刀]和如何克服困难进行[笔]写作的精神，并没有[吏]涉及《资本论》的具[小]体内容，而李大钊不[白]仅介绍了《资本论》[文]第1卷的价值论和剩[章]余价值论，还介绍了[来]第3卷的平均利润和[自]生产价格理论。又如[刀]在介绍唯物史观时，[笔]陈译河文只涉及《共[吏]产党宣言》和《政治[小]经济学批判序言》，[白]而李大钊的文章除了[文]引述这两本书并且旨[章]趣也与陈译河文颇不[来]一样外，还引述了《[自]哲学的贫困》的文字[刀]。而且我们看到，即[笔]使是引述同一段译文[吏]，其所引的译文也常[小]有不同。应该说，由[白]于当时这些著作的中[文]译本还没有出版，通[章]晓日语的李大钊引用[来]日译本当然是可能的[自]，但是，这和所谓受[刀]陈文影响完全是性质[笔]不同的两回事。如果[吏]要说受影响，那也是[小]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白]思想影响，而不是受[文]某个也曾引用同一译[章]本者的影响。这个本[来]末显然是不能颠倒的[自]。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刀]，李大钊不仅通晓日[笔]语，还通晓英语，因[吏]此他参照马克思主义[小]著作的英译本本来也[白]是很自然的。我在《[文]李大钊文选》里看到[章]，他在《东西文明根[来]本之异点》一文里曾[自]提到“本篇所用之参[刀]考书报”，其中五种[笔]参考书报中只有一种[吏]是日文著作，三种是[小]英文著作，还有一种[白]是中文著作。可以看[文]出，参考英文著作是[章]当时李大钊获取有关[来]资料的一个很重要来[自]源。石川祯浩对此本[刀]来也是清楚的，但是[笔]他却在这种情况下认[吏]定李大钊的文章是从[小]陈溥贤那里间接得到[白]资料的，这显然是故[文]意的，武断的，经不[章]起推敲的。需要指出[来]的是，李大钊的文章[自]长达3万余字，而陈[刀]译河上肇的两篇文章[笔]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字[吏]，陈文怎么能够成为[小]李文内容的主要来源[白]（所谓“在很大程度[文]上”）呢？还要指出[章]的是，陈溥贤的这两[来]篇文章后来都被李大[自]钊和自己的文章即《[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笔]以及其他几个人文章[吏]一道编入《新青年》[小]第6卷第5号，辑成[白]《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专号，如果李大钊真[章]的利用了陈文的资料[来]，他还会这样做吗？[自]再说，李大钊当时是[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笔]任，如果他有什么问[吏]题不清楚需要请教，[小]这样的人在北大就有[白]，如陈启修当时就在[文]北大法学院任教授兼[章]政治系主任，主讲《[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自]论》，陈还是李大钊[刀]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笔]究会里《资本论》的[吏]导师，二人也是老朋[小]友，并经常一道进行[白]演讲，李若有问题完[文]全可以就近向陈启修[章]请教，又何必舍近求[来]远，远道去向陈溥贤[自]求教呢？这说不通嘛[刀]。总之，李大钊在这[笔]件事情上是光明磊落[吏]、无懈可击的，而石[小]川祯浩的说法则明显[白]缺乏根据，事实上已[文]经构成了对李大钊的[章]诽谤，完全是一种犯[来]罪行为。
石川祯浩还认为，“[自]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刀]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笔]义，这件事本身可以[吏]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小]其之所以成为可能，[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文]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章]条件。”（石川祯浩[来]：《中国共产党成立[自]史》，中国社会科学[刀]出版社2006年版[笔]，第29页）
石川此说也极偏颇。[吏]五四时期中国大量介[小]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不[白]可思议吗？非也。中[文]国在20世纪初就有[章]人宣传社会主义，但[来]影响甚小，何也？因[自]为那时社会还没有这[刀]种需要。而五四时期[笔]就大不同了。由于第[吏]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小]革命，中国对于世界[白]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文]，他们从俄国的巨大[章]变化里找到了希望，[来]认识到学习西方走资[自]本主义道路不行，而[刀]要走俄国人的路，走[笔]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吏]也就产生了对于马克[小]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白]义理论的极大需要。[文]恩格斯说，“社会一[章]旦有技术上的需要，[来]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自]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刀]前进。”（《马克思[笔]恩格斯选集》第4卷[吏]，人民出版社199[小]5年版，第732页[白]）虽然恩格斯的这句[文]话是对自然科学说的[章]，但是，它也同样适[来]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石川之所以感到不[刀]可思议，正在于他不[笔]懂得十月革命所激发[吏]起的人们对于社会主[小]义理论的巨大需要。[白]如果他看看五四时期[文]出版的一些报刊，就[章]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来]。就以我们一再提到[自]的《晨报》副刊来说[刀]，上面的文章差不多[笔]都与宣传俄国十月革[吏]命有关，至于反映日[小]本社会主义高涨的文[白]章不能说绝对没有，[文]即使有恐怕也是凤毛[章]麟角，是很不起眼的[来]。人们关注的焦点显[自]然不是日本的社会主[刀]义高涨，而是俄罗斯[笔]这个革命的发源地。[吏]就以我手头复印下的[小]几张1919年4月[白]和5月的《晨报》复[文]印件来说，4月1日[章]的副刊，“自由论坛[来]”栏登载了觉天写的[自]《破坏与建设》（四[刀]），“名著新译”栏[笔]登载了志希译的《大[吏]战后之民主主义》（[小]三十），名人小史登[白]了渊泉译写的《马克[文]思之奋斗生涯》（一[章]），“革命宝话”登[来]载了可叔译述的《地[自]底的俄罗斯》（十三[刀]），剩下的就是“小[笔]说”栏了；5月5日[吏]的副刊版面略有变动[小]，设立了“马克思主[白]义研究”栏，登了渊[文]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章]物史观》（一），“[来]妇女问题”栏登了徐[自]彦之的《男女恋爱问[刀]题杂谈》（续），“[笔]名著新译”登了志希[吏]译的《俄国革命史》[小]（十六），“革命宝[白]话”栏登了可叔译述[文]的《地底的俄罗斯》[章]（六十四），再就是[来]“小说”栏。从这里[自]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刀]四时期中国报刊所关[笔]注的依然是俄国的十[吏]月革命，并且由此而[小]引起了对于马克思主[白]义的关注，石川硬说[文]中国介绍和宣传社会[章]主义是日本社会主义[来]高涨引起的，这显然[自]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刀]际情况。
除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笔]，在宣传十月革命和[吏]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小]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白]，还有陈望道、瞿秋[文]白等人。尽人皆知，[章]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来]宣言》全译本是陈望[自]道翻译的。不过陈望[刀]道最初并没有想到要[笔]翻译此书，最初想译[吏]此书的倒是后来成为[小]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白]。戴在日本留学时，[文]适逢《宣言》日译本[章]于1906年在《社[来]会主义研究》杂志上[自]发表。他买到了一本[刀]，并于回国时带到了[笔]国内。五四时他在上[吏]海办《星期评论》杂[小]志，想将《宣言》译[白]成中文在《星期评论[文]》上连载。但是在他[章]真地要翻译时才知道[来]此事之不易，终于不[自]得不放弃此念。当时[刀]担任《民国日报》主[笔]编的邵力子知道后，[吏]决心物色人选从事此[小]事。他想到了他的同[白]乡，当时正在杭州浙[文]江一师任国文教师并[章]且为一篇学生作文（[来]《非孝》）而卷入风[自]潮之中的陈望道。陈[刀]不仅中文造诣深厚，[笔]而且为了去欧美留学[吏]而曾在上海补习英语[小]一年，后又曾赴日留[白]学，英语和日语水平[文]俱佳，还在日本结识[章]河上肇等进步人士，[来]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相[自]当了解，是翻译《宣[刀]言》的最佳人选。于[笔]是邵力子写信给陈邀[吏]他翻译《宣言》，陈[小]接信后欣然同意。邵[白]力子向他提供的是戴[文]季陶的《宣言》日译[章]本及一些简单的资料[来]。陈感到仅凭这些材[自]料显然是不够的，他[刀]要求邵力子通过陈独[笔]秀和李大钊的关系，[吏]让李向北大图书馆借[小]阅《宣言》的英译本[白]，作为翻译的底本。[文]陈、李当然给予了大[章]力支持。这样，陈就[来]回到家乡义乌农村进[自]行翻译。译稿于19[刀]20年4月完成，经[笔]陈独秀、李汉俊校订[吏]，于1920年8月[小]正式出版。这个译本[白]虽然只出了1000[文]册，但其影响十分巨[章]大，毛泽东、周恩来[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自]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刀]都曾受到它的影响。[笔]解放后，陈望道到北[吏]京开会，周恩来看到[小]他时曾说，“我们都[白]是您教育出来的。”[文]就此而言，陈望道翻[章]译《共产党宣言》确[来]实功莫大焉。除了翻[自]译《宣言》，他还翻[刀]译了河上肇的《马克[笔]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吏]，虽说此文在191[小]9年5月5日至7日[白]的《晨报》副刊已经[文]连载过（由渊泉即陈[章]溥贤翻译），大概是[来]因为陈望道觉得渊泉[自]的译文尚不够准确理[刀]想，于是他在一年后[笔]又在1920年6月[吏]17-20日的上海[小]《民国日报》的副刊[白]《觉悟》连载了他的[文]新译文。（见《陈望[章]道译文集》，复旦大[来]学出版社2009年[自]版，第32页）
至于瞿秋白，192[刀]0年末，他以《晨报[笔]》赴俄罗斯特派记者[吏]的身份与上海《时事[小]新报》的俞颂华、李[白]宗武一道访问苏俄。[文]当时的苏俄正处于帝[章]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来]内战争时期，实行的[自]是战时共产主义，到[刀]处都是战痕累累，百[笔]孔千疮，人民食不果[吏]腹，衣不保暖，俄罗[小]斯被称为“饿乡”。[白]瞿秋白却以敏锐的眼[文]光看到了它的未来，[章]用极大的热情正面地[来]报道他所看到的一切[自]。他曾以记者身份参[刀]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笔]大会，写了长篇通讯[吏]介绍这次全俄共产党[小]大会，从1921年[白]6月22日到9月2[文]3日，在《晨报》副[章]刊上连载。他还见到[来]了列宁，听到过列宁[自]的报告，列宁的德法[刀]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笔]着果断，给他留下了[吏]深刻的印象。在匆忙[小]中他还与列宁有简短[白]的对话，列宁在指给[文]他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章]的材料后就道歉分别[来]了。由于瞿秋白非常[自]景仰列宁，这件事令[刀]他异常激动。在苏俄[笔]期间，他写了两本散[吏]文集——《俄乡纪程[小]》和《赤都心史》，[白]可以说，他是向中国[文]读者系统介绍十月革[章]命后的苏俄的一位先[来]行者。瞿秋白于19[自]23年1月回国，李[刀]大钊原想让他到北大[笔]俄文系教授《俄国文[吏]学史》，但受到一些[小]当权者的反对而未果[白]。瞿秋白后来到上海[文]，受中央委托筹办《[章]新青年》季刊，并主[来]编《前锋》杂志，发[自]表了大量宣传马列主[刀]义的文章，《国际歌[笔]》也是他最早翻译并[吏]配歌的。以后还在上[小]海大学任教授和社会[白]学系主任，向学生宣[文]传历史唯物主义，对[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来]传播做出了很重要的[自]贡献。当然，他在1[刀]935年被捕后在狱[笔]中写下了《多余的话[吏]》，虽未出卖同志，[小]但有悔过求饶之嫌，[白]是不足为训的。
3、“两结合”论的[文]科学性和石川祯浩的[章]“直接原因”、“日[来]本中介”说
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自]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刀]的发展和中国现代产[笔]业工人的增加，一方[吏]面是十月革命后马克[小]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白]而广泛的传播，这就[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章]创造了物质的的和精[来]神的条件。这两个条[自]件本来就具有本质的[刀]一致性，它们必然会[笔]互相结合，而为无产[吏]阶级政党的成立创造[小]条件。五四远动后，[白]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迅[文]速传播和社会各界的[章]广泛参与，特别是在[来]六月三日以后，中国[自]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刀]独立的力量走上了政[笔]治的舞台，更使马克[吏]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小]结合成为现实。毛泽[白]东说，“五四运动是[文]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章]备了1921年中国[来]共产党的成立，又准[自]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刀]战争。”（《毛泽东[笔]选集》第2卷，人民[吏]出版社1991年版[小]，第700页）
但是，有人却却要标[白]新立异，写文章说，[文]“中国共产党不是马[章]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来]动相结合的产物”。[自]（《对“中国共产党[刀]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笔]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吏]”的再认识》，《杭[小]州大学学报》198[白]9年第3期）。这种[文]论调理所当然地受到[章]了批评，也没有什么[来]人去理会它。可是日[自]本学者石川祯浩又重[刀]新捡起这种错误论调[笔]，说什么“中国共产[吏]党的正式见解，中共[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白]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文]合的产物’，这个见[章]解由大处观之的确如[来]此。……可是在追觅[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刀]体过程，特别是与日[笔]本、朝鲜共产党成立[吏]比较时，我们不禁会[小]产生一个单纯的疑问[白]，即共产党在东亚成[文]立，为什么是循着朝[章]鲜、中国、日本这样[来]一个顺序？日本一大[自]是在1922年，即[刀]中共一大一年之后召[笔]开，至于高丽共产党[吏]，尽管由于存在分别[小]成立于伊尔库茨克和[白]上海的两个派别，情[文]况要稍微复杂一些，[章]但也都成立于192[来]1年5月，即中共一[自]大之前的两个月。”[刀]（石川祯浩：《中国[笔]共产党成立史》，中[吏]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小]006年版，第5页[白]）他的结论是：“马[文]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来]日本经过‘社会主义[自]的严冬时期’之后的[刀]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笔]不开的，必须把中国[吏]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小]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白]潮范畴之内来把握。[文]进一步地讲，日本和[章]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来]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自]视为以日本为中介接[刀]受近代思想的历史的[笔]一环，甚至应该将其[吏]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小]交流这样的背景中来[白]理解。”（同上，第[文]6页）他还说，“引[章]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自]何种程度接受马克思[刀]主义，不是充分条件[笔]，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吏]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小]是直接左右共产党成[白]立的实践的要素，那[文]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章]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来]要起来。”（同上，[自]第7页）
在我看来，各国成立[刀]共产党的时间迟一点[笔]或早一点，具有极大[吏]的偶然性，它和共产[小]党成立的内在原因是[白]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文]事，石川企图以成立[章]共产党的迟早的外在[来]因素来取代成立共产[自]党的内在原因是完全[刀]错误的。
应该指出，关于无产[笔]阶级政党是“马克思[吏]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小]合的产物”并不是一[白]个什么“见解”的问[文]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章]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来]说的一个根本原理。[自]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刀]在1843年就提出[笔]，“哲学把无产阶级[吏]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小]，同样，无产阶级也[白]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文]神武器；思想的闪电[章]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来]朴的人民园地，德国[自]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刀]”（《马克思恩格斯[笔]选集》第1卷，人民[吏]出版社1995年版[小]，第15-16页）[白]不过在当时，无论是[文]物质武器还是精神武[章]器都还没有锻造完成[来]。当时的社会主义运[自]动还是上层阶级的运[刀]动，与工人运动不仅[笔]没有关系，而且在二[吏]者之间还存在很深的[小]鸿沟。为了改变这种[白]状况，马克思研究了[文]哲学，发现了唯物史[章]观，还研究了经济学[来]，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自]秘密。他的这两大发[刀]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笔]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吏]，也为社会主义与工[小]人运动的结合提供了[白]可能。《共产党宣言[文]》在1847年底问[章]世了，第一国际在1[来]864年成立了，第[自]二国际在1889年[刀]成立了，这些都是社[笔]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吏]合的重大事件。但是[小]，有关社会主义与工[白]人运动这两者结合的[文]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在[章]理论上加以论述，直[来]到1891年10月[自]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刀]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笔]上，才由当时还是马[吏]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小]对这个“结合”问题[白]进行了论述。考茨基[文]在《爱尔福特纲领解[章]说》的第五章（“阶[来]级斗争”）的第十节[自]（“工人党”）、第[刀]十一节（“工人运动[笔]和社会主义”）和第[吏]十二节（“社会民主[小]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白]会主义的结合”）里[文]论述了这个问题，并[章]且强调：“为了使社[来]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自]动彼此协调，把两者[刀]结合起来，而形成一[笔]个统一的运动，社会[吏]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小]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白]。这一具有全世界历[文]史意义的事业，应归[章]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他们在《共产党宣[自]言》中，奠定了新的[刀]、现代的社会主义—[笔]—用今天的话来说，[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科学基础。他们由此[白]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文]固的基础上面，使它[章]由好心的幻想家的美[来]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自]争的目标，进而证明[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笔]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吏]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小]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白]的历史任务，并指出[文]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章]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来]。”（考茨基：《爱[自]尔福特纲领解说》，[刀]三联书店1963年[笔]版，第186页）考[吏]茨基曾将爱尔福特大[小]会的情况向恩格斯作[白]了报告，恩格斯回信[文]说，“不管怎样，纲[章]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来]完全可以接受的；要[自]知道，主要的是要使[刀]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笔]何引起争论之处，这[吏]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小]”（《马克思恩格斯[白]全集》第38卷，人[文]民出版社1972年[章]版，第234页）
继考茨基之后，列宁[来]在《我们运动的迫切[自]任务》、《怎么办》[刀]等著作里也对“结合[笔]”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吏]。列宁指出，“社会[小]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白]社会主义的结合，它[文]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章]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来]服务，而设要代表整[自]个运动的利益，给这[刀]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笔]，之处政治任务，维[吏]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小]的独立性。工人运动[白]脱离了共产党，就会[文]变得无足轻重，并且[章]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来]的泥潭，也为之从事[自]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刀]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笔]独立性，成为其他的[吏]牌的尾巴，背叛‘工[小]人的解放应该说工人[白]自己的事情’这一伟[文]大遗训。”（《列宁[章]选集》第1卷，人民[来]出版社1995年版[自]，第284-285[刀]页）
之后，斯大林在19[笔]05年写的《略论党[吏]的意见分歧》一文里[小]有再次对“结合”的[白]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文]这篇文章里，斯大林[章]多次引用考茨基在《[来]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自]里的论述，强调：“[刀]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笔]社会主义，永远是些[吏]随便说说的空谈”；[小]而“没有社会主义的[白]工人运动，就是一种[文]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章]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来]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自]磨难和痛苦的代价。[刀]”（《斯大林选集》[笔]上册，人民出版社1[吏]979年版，第46[小]页）
就是这样一个受到马[白]、恩、列、斯肯定的[文]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章]设的根本原理，石川[来]却把它说成只是一种[自]“见解”而要加以否[刀]定，这是不是太轻率[笔]了呢？
石川强调中国共产党[吏]成立的“直接原因”[小]是所谓“苏俄和共产[白]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文]，在我看来，这个“[章]直接原因”也只能是[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自]人运动的结合，而绝[刀]不应该是是所谓“苏[笔]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吏]的活动”。因为前者[小]是内因，而后者充其[白]量只是外因。按照“[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来]的道理，显然不能以[自]外因来取代内因。
至于石川所说的“与[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笔]…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吏]分不开的”和所谓“[小]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白]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文]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章]环”等等，更属于主[来]观臆测。须知，日本[自]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次[刀]高涨，其实与中国一[笔]样，是受到俄国十月[吏]革命的巨大影响。事[小]情的源头在俄国，而[白]不在日本。事实上，[文]五四时期的中国人非[章]常痛恨要强占青岛的[来]日本，而对于爆发了[自]十月革命的俄国则怀[刀]有极大兴趣。尽管俄[笔]国横跨欧亚，地域辽[吏]阔，去俄国路途遥远[小]，但是人们对赤都的[白]向往之心却很高，好[文]多人都想到那里去“[章]取经”。就在这时，[来]俄共和共产国际为培[自]养东方各国和中国共[刀]产党的干部在苏俄筹[笔]办了东方大学，刘少[吏]奇、罗亦农、任弼时[小]、柯庆施、肖劲光、[白]彭述之、俞秀松、赵[文]世炎、陈延年、王若[章]飞、曹靖华等都在这[来]所大学的中国班学习[自]过，瞿秋白还在那里[刀]讲授过俄语，担任过[笔]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吏]甚至蒋介石也很想去[小]苏俄，还为此动过学[白]俄语的念头，而后来[文]他也确实去了一趟苏[章]联；这之后，他还把[来]他儿子蒋经国送到莫[自]斯科的中山大学去学[刀]习。由于莫斯科中山[笔]大学是在1925年[吏]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小]孙中山而开办的，在[白]这个学校学习过的人[文]也很不少。像张闻天[章]、伍修权、刘伯承、[来]王明（陈绍禹）、博[自]古（秦邦宪）、王稼[刀]祥、邓小平、杨尚昆[笔]、陈昌浩、刘英、章[吏]汉夫、孙冶方等都曾[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白]习过，著名翻译家曹[文]靖华、吴亮平、焦敏[章]之等也都在这里学习[来]过。应该说，他们的[自]马克思主义都直接来[刀]自于苏俄，根本谈不[笔]上“以日本为中介”[吏]。对于这样的一些事[小]实，恐怕是石川所不[白]能否定的吧。
至于石川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近代西方学说的一环，这就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学说，贬低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这更是不应该有的错误。当然，一些中国人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日译本为底本，那是因为中国过去留日的知识分子较多，而日文本里有很多汉字，一些译名来自中国古籍，可以借鉴。但这些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还要看到，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学英语的更多，一些人在留日之前已经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像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的英语都很好。有的还通晓法语（如瞿秋白、陈启修）。他们在利用日译本翻译时往往也同时会利用英译本和其它译本。就以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来说，事实并不如石川所说只是以日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的。这一点，只要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在陈望道的译文里，我们看到，他认为一些译名读者可能不清楚时，他都会用英文（他称之为“原文”）加以标注，如在“有产者”之后注上“原文Bourgeois”,在“无产者”之后注上“Proletarian”,在“自由民”后注上“Freeman”，在“奴隶”后注上“Slave”，等等。（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这些都表明，陈望道不仅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经参考了英译本，而且在他看来，由于英译本曾经过恩格斯校订，他甚至把英译本看成就是“原文”，是比日译本权威得多的版本。当然，把1888年的英译本看作是“原文”是不准确的，《宣言》的原文应该是德文本，而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1888年英译本，由于考虑到美国读者的理解水平不高，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与德文德文版是有出入的。以最后一句话来说，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1888年的英译本将其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陈望道在翻译最后一句时所标出的“原文”就是1888年英译本改动过的，并不是马恩的原文。似乎可以这样说，陈望道的译文在某些地方曾经参考了日译文，如将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把Working men不是译为“工人”而是译为“劳动者”就是受了日译本的影响，但是他翻译的主要底本应该说还是英译本。石川强调“以日本为中介”，现在中国也有人说日本是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这里还要指出，有些日本人写的通俗读物，包括河上肇和高堺素之的一些著作在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包括一些错误，甚至有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还引用河上肇《经济学入门》中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当然，这个错误应由引用者来负，但也不能说原作者就没有任何责任。
二、大革命的失败：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尚知之不多
1、陈独秀的资产阶[文]级民主革命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章]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来]帮助下，孙中山提出[自]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刀]工农的三大政策。共[笔]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吏]国民党，开展工人运[小]动、农民运动，开办[白]上海大学，建立黄埔[文]军官学校，轰轰烈烈[章]的大革命给中国人民[来]带来了希望。192[自]5年3月12日，孙[刀]中山在北京逝世。国[笔]民党内部以戴季陶、[吏]胡汉民为代表的一帮[小]国民党右派组成了西[白]山会议派。开始蒋介[文]石还没有公开暴露，[章]但是后来，蒋介石执[来]掌了总司令的大权，[自]他自认为羽翼已经丰[刀]满，反革命的野心也[笔]越发膨胀，先后发动[吏]了中山舰事件，提出[小]了党务整理案。有人[白]指出了蒋介石的野心[文]，但是，共产国际和[章]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来]独秀却生怕得罪蒋介[自]石，采取了息事宁人[刀]的态度。这当然是错[笔]误的，也引起了许多[吏]人的不满与反对。但[小]是，陈是总书记，又[白]以老师自居，他把自[文]己当做家长，根本听[章]不进青年人的意见。[来]只是到蒋介石发动4[自]•12反革命政变之[刀]后，他才认识到自己[笔]对蒋介石态度的错误[吏]。他在1927年6[小]月15日写的《蒋介[白]石反动与中国革命》[文]一文里说，“蒋介石[章]之反动，在中国革命[来]运动上是一大损失，[自]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刀]决断肯负责任，和袁[笔]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吏]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小]命而不走到革命，这[白]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文]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章]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来]他让步拉他向革命路[自]上之一个原因。我们[刀]一年余忍耐牵就让步[笔]，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吏]，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小]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白]价！”他还说，“那[文]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章]蒋介石是一位危险人[来]物，未必始终忠于革[自]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刀]得，他说，蒋氏此时[笔]言论固然很革命，即[吏]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小]走；唯隐微中时时表[白]露其个人英雄主义，[文]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章]超于党之上，离开党[来]的个人英雄主义，没[自]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刀]到反革命，中国历史[笔]上这种英雄很多，恐[吏]怕蒋介石也是一个。[小]现在看起来，这些话[白]可算是对于蒋介石终[文]身的刻骨批评！”（[章]《陈独秀文选》，上[来]海远东出版社199[自]4年版，第300页[刀]）可惜陈独秀当时并[笔]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吏]只是在事后即所谓“[小]现在看起来”才有了[白]这种认识。
毫无疑问，大革命的[文]失败，首先是由于蒋[章]介石的背叛，同时也[来]是由于陈独秀的错误[自]领导造成的。但是，[刀]如果从总结历史的经[笔]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吏]这样的认识又是远远[小]不够的。应该看到，[白]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文]，不只是哪个人的问[章]题，而是整个中国共[来]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自]，从党的主要领导人[刀]到一般党员对马列主[笔]义还缺乏深入了解。[吏]这一点，我们从当时[小]陈独秀所发表的一些[白]言论里可以清楚地看[文]出来。比如他说：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章]革命使命及其进行的[来]正轨应该是：统率革[自]命的资产阶级，联合[刀]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笔]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吏]命。（1923年4[小]月25日，《向导》[白]周报第22期，《陈[文]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章]社1994年版，2[来]12页）
“国民革命的胜利，[自]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刀]利，工人阶级和学生[笔]农民不同，有他自己[吏]的阶级的特殊利害，[小]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白]革命中取何态度，乃[文]是一个极重大而极复[章]杂的问题。
“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来]有力的阶级，在物质[自]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刀]及资产阶级雄厚，而[笔]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吏]活之压迫，往往易于[小]促进他的决战态度，[白]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文]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章]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来]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自]，往往成为急进的先[刀]锋，况在国民革命，[笔]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吏]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小]，工人阶级在国民革[白]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文]，然亦只是重要分子[章]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来]力。概括说起来，是[自]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刀]产业还未发达，联资[笔]产阶级都很幼稚，工[吏]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小]幼稚了。详细说起来[白]，产业幼稚的中国，[文]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章]上很幼稚，而且在质[来]量上也很幼稚。”《[自]中国革命革命和社会[刀]各阶级》，1923[笔]年12月1日《前锋[吏]》第2期；《陈独秀[小]文选》第236页》[白]
“国民革命成功后，[文]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章]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来]权，但彼时若有特殊[自]之环境，也许有新的[刀]变化，工人阶级在彼[笔]时能获得若干政权，[吏]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小]中的努力至何程度而[白]决定。1917年俄[文]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章]好例。……但这种未[来]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自]计的可能，也并没有[刀]预计的必要，现在只[笔]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吏]革命。“（同上，第[小]239-240页）[白]
总之，在陈独秀看来[文]，当时的革命是资产[章]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来]阶级当然应该是资产[自]阶级，而工人阶级不[刀]仅在数量上幼稚，在[笔]质量上也幼稚，还不[吏]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小]革命如果取得胜利，[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取[文]得政权，工人阶级还[章]必须在若干年后进行[来]“二次革命”。
2、瞿秋白、毛泽东[自]与陈独秀的不同观点[刀]
当然，对于陈独秀的[笔]这些观点，当时也有[吏]不同的看法。比较突[小]出的是瞿秋白和毛泽[白]东。瞿秋白早在19[文]23年6月为中央起[章]草的《中国共产党纲[来]领草案》里就明确认[自]识到：“国民革命这[刀]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笔]级的性质。但是在这[吏]个革命中间，无产阶[小]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白]彻底的有力部分，因[文]为其余阶级多为列强[章]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来]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自]向，有些还困在宗法[刀]社会的陷阱里。至于[笔]农民，当占中国人口[吏]百分之七十以上，占[小]非常重要的地位，国[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文]，也很难成功。”（[章]《瞿秋白文集》第2[来]卷，人民出版社19[自]88年版，第116[刀]-117页）后来他[笔]还说，“尤其重要的[吏]，是国民革命中无产[小]阶级之职任；五卅以[白]前无产阶级应当参加[文]国民革命，准备取得[章]其领导权，认定革命[来]的目的，是在于建立[自]革命平民的民权独裁[刀]制，而与世界无产阶[笔]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吏]主义；五卅以后，无[小]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文]际斗争的现实问题，[章]……。”（《瞿秋白[来]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自]993年版，第41[刀]6页）
毛泽东也力主无产阶[笔]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吏]命中应该是一个领导[小]的阶级。他在192[白]5年写的《中国社会[文]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章]中说，中国“工业无[来]产阶级人数虽不多，[自]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刀]的代表者，是近代中[笔]国最进步的阶级，做[吏]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小]量。”（《毛泽东选[白]集》第1卷，人民出[文]版社1991年版，[章]第8页）对于农民，[来]他也十分重视，先后[自]在广州和武汉创办农[刀]民运动讲习所，还亲[笔]自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吏]动，并写了《湖南农[小]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白]书。瞿秋白对此书亦[文]非常重视，为之写了[章]序言，说“中国革命[来]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自]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刀]到战线去奋斗，毛泽[笔]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吏]国的革命者都应当读[小]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白]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文]民运动》一样。”（[章]《瞿秋白文集》第4[来]卷，人民出版社19[自]93年版，第574[刀]页）
但是，他们的思想在[笔]当时都还不是占主导[吏]地位的思想，占主导[小]地位的仍然是陈独秀[白]的右倾就机会主义思[文]想。从客观上来说，[章]列宁的《社会民主党[来]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自]策略》一书当时还没[刀]有译成中文，中国共[笔]产党的领导人还无缘[吏]接触列宁此书所阐发[小]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白]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文]题的思想。虽然瞿秋[章]白精通俄语，当时已[来]经开始运用列宁此书[自]的一些思想，但是就[刀]整个中国共产党而言[笔]，对这一思想还很不[吏]了解，更谈不上就此[小]形成共识了。
3、列宁的《两种策[白]略》给出了大革命失[文]败原因的答案
我们知道，列宁的《[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来]命中的两种策略》一[自]书是1905年6、[刀]7月间写的，但是，[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吏]内都没有中译本。直[小]到1929年才有一[白]个名叫陈文瑞的人将[文]其译成中文。由于当[章]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来]期，书名就叫《两个[自]策略》，作者被称为[刀]V.I.Ulian[笔]off即弗•伊•乌[吏]里扬诺夫，作为中外[小]研究学会丛书出版，[白]由上海华兴书局印行[文]。但是，由于各个革[章]命根据地处于被敌人[来]封锁的状态，人们并[自]不知道此书的出版，[刀]更无从获得此书。1[笔]932年4月，红军[吏]打下漳州，毛泽东才[小]在漳州中学图书馆获[白]得此书。他大喜过望[文]，如获至宝，于是带[章]着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来]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自]。关于所谓“两个策[刀]略”，列宁说：
“一些人说，你们要[笔]把革命推向前进，进[吏]行到底，而不要去考[小]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白]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文]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章]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来]革命进行到底，否则[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刀]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笔]本相反的道路吗？这[吏]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小]策略，前一种策略是[白]唯一正确的、革命的[文]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章]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来]是解放派的的策略，[自]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刀]的吗？”（《列宁选[笔]集》第1卷，人民出[吏]版社1995年版，[小]第607页）
“两个策略”的不同[白]，关键是对于无产阶[文]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章]导权问题的态度，对[来]此，列宁非常尖锐地[自]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极[刀]端重要性：“革命的[笔]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吏]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小]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白]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文]资产阶级的助手，还[章]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来]导者。”（《列宁选[自]集》第1卷，人民出[刀]版社1995年版，[笔]第529页）列宁教[吏]导无产阶级说，“无[小]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白]级革命，不要对资产[文]阶级革命漠不关心，[章]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来]权交给资产阶级，相[自]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刀]力参加革命，最坚决[笔]地彻底的为无产阶级[吏]的民主主义、为把革[小]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白]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文]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章]范围，但是我们能够[来]大大扩展这个范围，[自]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刀]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笔]级的利益而奋斗，为[吏]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小]、为争取条件积蓄无[白]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文]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章]斗。“（同上，第5[来]58页）
列宁用非常严厉的言[自]辞批评马尔丁诺夫的[刀]右倾机会主义说，“[笔]请看，不要加入临时[吏]政府，以为加入临时[小]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白]级退出革命，从而缩[文]小革命的规模！这完[章]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来]火星派的哲学，革命[自]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刀]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笔]级的庸俗思想，给这[吏]种思想让路。如果我[小]们按照——哪怕部分[白]地，哪怕一分钟——[文]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章]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来]样一种想法行事，那[自]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刀]领导权完全交给资产[笔]阶级。我们会因此把[吏]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小]产阶级去支配（虽然[白]还保留了充分的‘批[文]评自由’！！），为[章]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来]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自]取温和柔顺的态度。[刀]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笔]级最迫切的需要，即[吏]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小]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白]的政治需要。我们会[文]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章]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来]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自]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刀]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笔]立场，以背叛原则、[吏]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小]阶级的欣然同意（‘[白]不致退出’）。”（[文]同上，第600页）[章]
《两个策略》里有一[来]段用黑体标出的话，[自]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刀]的民主革命其前途是[笔]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吏]主义。这段话说：“[小]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白]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文]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章]自己方面来，一边用[来]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自]反抗，并麻痹资产阶[刀]级的不稳定性。无产[笔]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吏]义革命，这就要把居[小]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白]联合到自己方面来，[文]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章]阶级的反抗，并麻痹[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自]不稳定性。这就是无[刀]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笔]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吏]命规模的一起议论和[小]决议中，却把这些任[白]务看得非常狭隘。”[文]（同上，第606页[章]）
列宁在该书的“补充[来]说明”中还强调说，[自]“革命已经是大家都[刀]承认的了。现在的任[笔]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吏]哪些阶级建造新的上[小]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白]方式来建造。……要[文]不确定这一点，那就[章]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来]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的[自]任务，而用来确定这[刀]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笔]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吏]口号。”（《列宁选[小]集》第1卷，人民出[白]版社1995年版，[文]第631页）
我相信，当毛泽东结[章]合中国的大革命来读[来]列宁的这些论述时一[自]定会感到十分震撼。[刀]列宁的论述其实已经[笔]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吏]原因给出了答案，而[小]这个论述同时也是对[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文]的无情批判。一年后[章]，毛泽东把《两个策[来]略》这本书寄给彭德[自]怀，并用铅笔写道（[刀]大意）：“此书要在[笔]大革命时候读着，就[吏]不会犯错误。”《彭[小]德怀自述》，人民出[白]版社1981年版，[文]第183页）在这以[章]后不久，毛又给彭寄[来]去一本（《‘左派’[自]幼稚病》（这两本书[刀]都是打漳州时得到的[笔]），幼稚书上写道：[吏]“你看了以前送的那[小]一本书，叫做知其一[白]而不知其二；你看了[文]《‘左派’幼稚病》[章]才会知道‘左’与右[来]同样有危险性。”（[自]同上）这里说到了“[刀]左”的危险性，显然[笔]是针对王明的错误路[吏]线说的。王明的第三[小]次酌情冒险主义的错[白]误统治的时间最长，[文]造成的损失最大，曾[章]使红军损失90%，[来]白区工作损失100[自]%，毛泽东对此当然[刀]是刻骨铭心的。这个[笔]“左”的错误直到1[吏]935年1月的遵义[小]会议上才得到了清算[白]，会议撤换了错误的[文]领导，被打击的毛泽[章]东重新走上了领导的[来]岗位，从而，挽救了[自]革命，挽救了党。实[刀]践证明，像陈独秀那[笔]样对马列主义不缺乏[吏]足够的了解不行，像[小]王明那样用教条主义[白]地对待马列主义也不[文]行，我们一方面要重[章]视马列主义的学习，[来]改变对马列主义知之[自]甚少的情况，另一方[刀]面还要加强理论与实[笔]际的联系，把马列主[吏]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小]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白]革命才有成功希望。[文]
4、关于所谓“重新[章]评价陈独秀”问题
讲到大革命和陈独秀[来]，就有一个如何评价[自]陈独秀的问题。近几[刀]年来，不断有人提出[笔]要“重新评价陈独秀[吏]”。上个月，《炎黄[小]春秋》在第七期上，[白]发表了徐学江写的《[文]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章]秀》译文，据说这是[来]他写的要求“重新评[自]价陈独秀”的第五篇[刀]文章。在此，也想谈[笔]谈我的看法。
毫无疑问，陈独秀作[吏]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小]人，“五四运动的总[白]司令”和中国共产党[文]的创始人，是有其巨[章]大的历史功绩的。这[来]一点，现在似乎并没[自]有人加以否定。毛泽[刀]东在七大时就曾经这[笔]样说过陈独秀：“关[吏]于陈独秀这个人，我[小]们今天可以讲一讲，[白]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文]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章]司令，这个运动是他[来]领导的，他与周围的[自]一群人，如李大钊等[刀]，是起了大作用的。[笔]”他还说，“我们是[吏]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小]。五四运动替中国共[白]产党准备了干部。那[文]个时候有《新青年》[章]杂志，是陈独秀主编[来]的。被这个杂志和五[自]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刀]，后头有一部分进了[笔]共产党，这些人受陈[吏]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小]的影响很大，可以说[白]是由他们集合起来，[文]这才成立了党。”（[章]《毛泽东文集》第3[来]卷，人民出版社19[自]96年版，第294[刀]页）但是，他在大革[笔]命期间，在政治上所[吏]犯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小]错误，也不必讳言。[白]毛泽东说，“我们曾[文]经犯过错误，忘记过[章]领导权，忘记过农民[来]群众。所谓领导权，[自]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刀]领导，有被领导才发[笔]生领导的问题。你不[吏]要农民，小资产阶级[小]跑了，自由资产阶级[白]也跑了，大地主大资[文]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章]我们，无产阶级就从[来]台上滚下来了，鼻子[自]也跌烂了。”（同上[刀]，第308页）这里[笔]所说的其实就是陈独[吏]秀。当然，我们也不[小]能过于苛求于陈独秀[白]个人，本文在前面已[文]经指出，大革命时期[章]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来]党，对于马列主义还[自]知之不多，不独陈独[刀]秀个人如此，整个党[笔]除极个别人以外，马[吏]列主义的水平都还不[小]高，还是一个不成熟[白]的党，大规模的失败[文]是不能由陈独秀一个[章]人来负责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来]是把陈独秀人为地拔[自]高，完全脱离了历史[刀]的真实。如徐学江最[笔]近写的那篇文章说：[吏]“综观陈独秀的一生[小]，他始终保持了伟大[白]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文]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章]的英雄本色。他是个[来]对封建制度和反动派[自]充满恨、对劳苦大众[刀]充满爱的人；是个忧[笔]国忧民，有强烈使命[吏]感的人；是个勇于冲[小]破黑暗、追求光明的[白]人；是个性格鲜明、[文]意志坚强、宁折不弯[章]的人；是个能站在革[来]命前列，振臂高呼，[自]冲锋陷阵的人；是个[刀]正直的人，有骨气的[笔]人。他一生五次被捕[吏]入狱，从清朝政府到[小]北洋军阀、到法租界[白]、到国民党政府，面[文]对反动派的软硬兼施[章]，他视死如归，从没[来]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自]妥协。”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刀]。陈独秀在1940[笔]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吏]中曾有这样的话：“[小]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白]的经验，沉思熟虑了[文]六七年，始决定了今[章]天的意见。”（《陈[来]独秀著作选编》第5[自]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刀]2009年版，第3[笔]53页）如果我们从[吏]1940年9月向前[小]倒推“六七年”，应[白]该是1933年或1[文]934年，那时陈独[章]秀在哪里？那时国民[来]党政府的高等法院已[自]对其进行终审判决，[刀]判处有期徒刑8年，[笔]他正在南京监狱服刑[吏]。看来，陈独秀的“[小]沉思熟虑六七年”是[白]从一进国民党监狱就[文]开始了的。至于他的[章]所谓“沉思熟虑”前[来]后思想的转变，这里[自]不妨略举数端于后：[刀]
其一，对于苏联和中[笔]国共产党的态度。仅[吏]仅在两年多前的19[小]32年11月，陈独[白]秀还肯定地说，“在[文]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章]政权之下，有充分的[来]保证，能够实现提高[自]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刀]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笔]翻帝国主义的控制，[吏]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小]制度，所以只有她能[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文]大责任；所以苏联五[章]年计划的初步成功，[来]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自]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刀]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笔]主义所可企及。”而[吏]对国民党政权则批评[小]说：“现时代资产阶[白]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文]权，它不但不能提高[章]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来]的大责，它还正在极[自]力为帝国主义服务，[刀]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笔]复兴中国的共产党。[吏]”（《陈独秀文选》[小]，上海远东出版社1[白]994年版，第34[文]4-345页）但是[章]，陈独秀入狱后不久[来]就在1935年1月[自]写了一篇《学史大林[刀]不可学得这样快》的[笔]文章，调子就大不一[吏]样了。由于现在出版[小]的陈独秀《文选》、[白]《选集》、包括新近[文]出版的六卷本《著作[章]选编》都未收录这篇[来]文章，我们还难以深[自]入研究此文的思想，[刀]不过就是从标题上我[笔]们也能够看出此文决[吏]不是肯定斯大林而是[小]否定斯大林的。如果[白]把斯大林作为正面的[文]形象，那么要做的应[章]该是“见贤思齐”，[来]积极向他学习，当然[自]是愈快愈好，不存在[刀]“太快”的问题；如[笔]果把他作为反面形象[吏]，那学习本身就不好[小]，“学得太快”就更[白]不好了。显然，他这[文]样说，无论是对斯大[章]林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来说，都是一种恶意[自]的攻击。
其二，对民主主义的[刀]态度。陈独秀原来是[笔]这样说的：“民主主[吏]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小]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白]倒封建制度底武器，[文]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章]人把持政权的诡计。[来]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自]，他们打倒底功劳，[刀]我们自然不能否认；[笔]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吏]里，就是现在我们也[小]不绝对的反对他。但[白]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文]才符合全民意，才真[章]是平等自由，那便大[来]错而特错。资本和劳[自]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刀]，他俩阶级的感情利[笔]害完全不同，从哪里[吏]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小]全国民都化为劳动者[白]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文]西存在，不然，不论[章]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来]有阶级意党派意，绝[自]对没有全民意。民主[刀]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笔]级底意，一方面不能[吏]代表封建阶级底意，[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白]动阶级底意，他们往[文]往拿全民意反对社会[章]主义，说社会主义是[来]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自]，这都是欺骗世人把[刀]持政权的诡计。”（[笔]《陈独秀著作选编》[吏]第2卷，上海人民出[小]版社2009年版，[白]第312-313页[文]）应该说，这些观点[章]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来]义的、正确的观点。[自]但是，陈独秀入狱后[刀]，完全改变了过去对[笔]民主主义的批判态度[吏]，他1936年3月[小]在狱中写的一篇题为[白]《无产阶级和民主主[文]义》的文章里，竟然[章]大批斯大林“抛弃了[来]民主主义，代之以官[自]僚主义。”而在19[刀]40年7月写给连根[笔]的信里更批评包括列[吏]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小]者“不懂得资产阶级[白]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文]（自列托以下均如此[章]），把民主政治当着[来]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自]式，是伪善，是欺骗[刀]，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笔]的真实内容”。（《[吏]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小]5卷，上海人民出版[白]社2009年版，第[文]350页）其在19[章]40年9月写给西流[来]的信中还说，资产阶[自]级民主制“不仅为资[刀]产阶级所欢迎，而是[笔]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吏]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小]。……不幸十月以来[白]轻率底把民主制和资[文]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章]，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来]，民主的基本内容被[自]推翻，所谓‘无产阶[刀]级民主’、‘大众民[笔]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吏]内容的空洞名词，一[小]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白]的门面语而已。”([文]同上，第354页)[章]在这里，不仅论述的[来]内容已经完全背离了[自]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刀]从语言和感情色彩来[笔]说，也已经完全站到[吏]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小]去了。
其三，对无产阶级专[白]政的态度。陈独秀原[文]来对无产阶级专政也[章]是完全肯定的。他曾[来]在一封信里说，“我[自]们要知道，‘无产阶[刀]级专政’这句话，说[笔]很容易，做起来着实[吏]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小]，千头万绪，不是容[白]易可以实现的，尤其[文]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章]；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来不喜欢什么首领，[自]什么指导者，然而实[刀]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笔]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吏]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小]不可，要造成这样强[白]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文]，都飞有一个强大的[章]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来]锋队与指导者不可。[自]”（《陈独秀著作选[刀]编》第2卷，上海人[笔]民出版社2009年[吏]版，第466页）但[小]是，“沉思熟虑”后[白]的陈独秀再不说“无[文]产阶级专政”了，他[章]张口闭口就是“独裁[来]”或“独裁制”，而[自]且把苏联和德国、意[刀]大利并列，把斯大林[笔]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吏]相提并论，大加反对[小]。说什么“一般无知[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文]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章]上，把民主骂得比狗[来]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自]观点，随着十月革命[刀]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笔]界，第一个采用这个[吏]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小]，第二个便是希特勒[白]，首创独裁制本土—[文]—苏联，更是变本加[章]厉，无恶不为，从此[来]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自]普遍了全世界，特别[刀]是欧洲，五大强国就[笔]有三个是独裁。”（[吏]《陈独秀著作选编》[小]第5卷，上海人民出[白]版社2009年版，[文]第355页）大家看[章]，陈独秀对于十月革[来]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自]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刀]已经仇恨到这样的程[笔]度，简直是破口大骂[吏]了。
陈独秀进入国民党监[小]狱后，经过“沉思熟[白]虑”所发表的这些言[文]论不是对他先前信仰[章]的背叛又是什么？怎[来]么可以把这样一个叛[自]徒说成是“始终保持[刀]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笔]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吏]产党人的英雄本色”[小]呢？
这样一个毫无信仰可[白]言的人，后来跟张国[文]焘一样堕落为国民党[章]中统局的特务，领取[来]其津贴，也就毫不奇[自]怪了。
前年，我在一篇批驳[刀]《炎黄春秋》发表的[笔]《重新启蒙：五四运[吏]动90周年的反思》[小]的文章里曾讲到陈独[白]秀接受国民党中统局[文]津贴的事。当时是因[章]为写文章需要，翻阅[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自]09年新出版的《陈[刀]独秀著作选编》，结[笔]果在第5卷发现其中[吏]有一封陈独秀于19[小]42年1月29日致[白]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文]家骅的信，感到此信[章]很重要，很能说明陈[来]独秀的政治态度，就[自]在那篇文章里谈了这[刀]件事。该信的原文是[笔]这样的：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独秀启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9页）
陈独秀这封写给朱家[吏]骅的信可以说明很多[小]问题。
第一，国民党中统局[白]局长朱家骅是通过投[文]奔国民党的叛徒并且[章]后来进入军统、中统[来]特务机关的张国焘把[自]钱送给陈独秀的。我[刀]们知道，张国焘原是[笔]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吏]后曾任红四方面军的[小]政委，由于有个人野[白]心，在长征途中曾加[文]害中央，犯过另立中[章]央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来]。由于王明曾与他谈[自]过四方面军某些干部[刀]的托派问题，更使他[笔]寝食难安，于是决心[吏]叛逃。1938年4[小]月4日国共两党准备[白]共同祭扫黄陵，张国[文]焘由于担任陕甘宁边[章]区代主席，于是借口[来]参加祭扫黄陵逃到西[自]安，以后又跑到武汉[刀]。虽然经过周恩来等[笔]的多次劝说，张最后[吏]还是投入了国民党的[小]怀抱，成为一个叛徒[白]。张国焘叛变后先在[文]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章]戴笠手下建立了一个[来]所谓“特种问题研究[自]室”，专做共产党的[刀]策反工作。他曾提出[笔]策反八路军129师[吏]，但结果失败。军统[小]因他是叛徒而看不起[白]他，此次失败更加对[文]他不屑。他在那里呆[章]不下去了，就利用过[来]去在北大与朱家骅相[自]识的关系又到了中统[刀]，在所谓“对共斗争[笔]设计委员会”担任中[吏]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小]书。实际上，朱家骅[白]就是通过张国焘去做[文]陈独秀的工作的。所[章]以每次发放津贴也都[来]是通过“张国焘同志[自]”进行的。而陈独秀[刀]在信里也亲切地称张[笔]国焘为“国焘兄”，[吏]说他“远道将来，不[小]敢辞却”，表明他们[白]两人的关系显然很不[文]一般。实际上，陈独[章]秀与张国焘已经是一[来]路货色，他从张国焘[自]拿到的这个钱自然是[刀]很不干净的，说白了[笔]，拿的就是特务津贴[吏]。陈已经堕落至此，[小]还有什么“清白”可[白]言？！
第二，国民党中统局[文]局长朱家骅给陈独秀[章]送钱不是一次，而是[来]多次。不仅1942[自]年送了8000元，[刀]而且在1942年的[笔]“去年”即1941[吏]年也送过一次，从“[小]今又增益之”看，1[白]941年所赠数目稍[文]小于8000元，当[章]就是台湾学者郑学稼[来]所说之“予以拒绝”[自]的5000元。另外[刀]还有材料说，此前他[笔]还收到过1000元[吏]。这三笔钱加起来就[小]是14000元。这[白]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文]。按照当时的购买力[章]，当时100元的购[来]买力可以买一头猪，[自]那14000元就可[刀]以买140头猪，那[笔]是很能够派一些用场[吏]的。时常给他接济的[小]杨鹏升，每月之薪金[白]也只有300元，陈[文]独秀获如此数额之巨[章]款，有人还说他晚年[来]过着“清贫”的生活[自]，者符合事实吗？
第三，朱家骅给陈独[刀]秀的钱，陈独秀都悉[笔]数收下用了，并没有[吏]“拒绝”。其实这个[小]问题就是从郑学稼说[白]“却之不能，受之有[文]愧”也可以看得出来[章]：“却之不能”，本[来]身就说明没有“却”[自]，因为这是“不能”[刀]的；“受之有愧”本[笔]身就说明事实上已经[吏]“受”了，只是“有[小]愧”而已。而从19[白]42年1月29日的[文]回信中说的“去年赐[章]款尚未用罄”一语里[来]，人们可以更清楚地[自]看到该款不仅已经“[刀]受”了，而且还“用[笔]”了，只是还没有“[吏]用罄”而已。实际上[小]，1月29日信中也[白]有“远道将来，不敢[文]辞却”之语，同样是[章]照收不误，只不过是[来]为自己收下此钱找一[自]个好下的台阶罢了。[刀]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笔]骅给陈独秀送去巨额[吏]津贴还与蒋介石有关[小]。我们知道，193[白]2年陈独秀被捕，蒋[文]介石当然认为是件大[章]好事。陈入狱后，蒋[来]曾派何应钦、宋美龄[自]、顾孟余等去监狱劝[刀]降，陈在监狱的待遇[笔]也大有改变，远非其[吏]它政治犯所能相比。[小]陈表面上似乎很还很[白]硬气，但实际上思想[文]已开始变化，用他自[章]己的话说，已经开始[来]进行“沉思熟虑”的[自]反思。他经过“沉思[刀]熟虑”发表的文章，[笔]蒋介石当然也是看到[吏]的。可以说，要给陈[小]独秀“厚赐”的，正[白]是蒋介石。这样说也[文]不是我的猜测，而是[章]有事实作根据的：1[来]942年1月17日[自]，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刀]二处主任、有蒋介石[笔]的“文胆”之称的陈[吏]布雷给朱家骅写了一[小]封信，要他以私人名[白]义“一次补助”陈独[文]秀8000元。陈布[章]雷只是蒋介石的幕僚[来]，自己并无实权，这[自]样的事更不会自作主[刀]张，这显然是在执行[笔]蒋介石的旨意。朱家[吏]骅对此也是心领神会[小]，知道是蒋介石的意[白]思，接信后不敢怠慢[文]，随即于20日复信[章]陈布雷，报告“当即[来]派张国焘同志送去”[自]。（同上，第380[刀]页）此项津贴，如果[笔]陈独秀不是在194[吏]2年5月27日病逝[小]，一定还会继续不断[白]地“补助”下去，数[文]目还会加大，因为这[章]次已经是第三次了，[来]而且三次的数目都是[自]一次比一次“增益之[刀]”，对陈独秀的这种[笔]不断递增的“补贴”[吏]早已成了蒋介石和国[小]民党特务机关的“惯[白]例”。
像这样一个背叛了自[文]己的信仰并且投靠于[章]国民党中统局而接受[来]其巨额津贴的人，理[自]应如实地将其看作是[刀]叛徒和特务，哪里还[笔]能看作是共产党的“[吏]英雄”？还有什么“[小]正式重新评价”的问[白]题？！当然，作为一[文]个历史人物，由于有[章]了新的史料发现，对[来]其作新的评价，也还[自]是有其必要的，它可[刀]以让人们知道他的真[笔]面貌，避免上一些政[吏]治骗子的当。
在我看来，根据上述材料，完全可以明确陈独秀的叛徒和特务的身份。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陈独秀早年虽然有功劳，而且名声很大，但他晚节不终，应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历史人物。在这方面，有人引用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作为重新评价陈独秀的依据。我们当然不否认，毛泽东确是讲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但是那也只是说他在五四时期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他后来的言行并没有任何的肯定。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当毛泽东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再次提到陈独秀时，就对他作了极其严厉的评判，认为“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如果毛泽东知道陈独秀居然还领取蒋介石和中统局给他的巨额津贴，那对他的评价还不知会是怎样呢！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1、毛泽东提出“新[小]民主主义论”的理论[白]源头
毛泽东在30年代末[文]和40年代初提出了[章]“新民主主义论”，[来]这固然与他用《两个[自]策略》总结大革命失[刀]败的教训有关，同时[笔]也表明他是在学习列[吏]宁的《两个策略》以[小]及其它马克思主义经[白]典著作后将其运用于[文]中国革命实践所进行[章]的伟大探索。
关于“新民主主义”[来]，毛泽东是这样概括[自]的：“现时的中国资[刀]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笔]命，已不是旧式的一[吏]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小]义的革命，这种这种[白]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文]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章]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来]。这种革命正在中国[自]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刀]民地国家发展起来，[笔]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吏]民主主义革命。这种[小]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白]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文]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章]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来]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自]。……这种新式的民[刀]主革命，虽然在一方[笔]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吏]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小]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白]前提。中国现时的革[文]命阶段，是为了终结[章]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自]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笔]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吏]程。这个过程是从第[小]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文]的，在中国则是从一[章]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来]始的。所谓新民主主[自]义的革命，就是在无[刀]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笔]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吏]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小]必须经过这个革命，[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文]会主义的社会去，否[章]则是不可能的。”（[来]《毛泽东选集》第2[自]卷，人民出版社19[刀]91年版，第647[笔]页）
实际上，“新民主主[吏]义”之所以“新”，[小]关键就在于它不是资[白]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文]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章]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来]命，用列宁在《两个[自]策略》中的话说，就[刀]是“不要把革命中的[笔]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吏]”，“最坚决地为彻[小]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白]义、为把革命就进行[文]到底而奋斗”；就是[章]“现在的任务是确定[来]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自]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笔]造。……要不确定这[吏]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小]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白]主主义的任务，而用[文]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来]主专政的口号。”在[自]这里，列宁用了“无[刀]产阶级民主主义”一[笔]词，用了“先进阶级[吏]的先进的民主主义”[小]一词，还用了“无产[白]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文]政的口号”一语，以[章]区别于旧时资产阶级[来]的民主主义。列宁的[自]这些提法和观点对于[刀]毛泽东提出“新民主[笔]主义论”无疑是有极[吏]大启发和深刻影响的[小]。
应该说，也不只是列[白]宁在《两个策略》讲[文]到了无产阶级对于资[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来]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自]早在《共产党宣言》[刀]就已经明确指出，“[笔]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吏]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小]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白]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文]对立，以便使德国工[章]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来]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自]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刀]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笔]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吏]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小]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白]级本身的斗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章]》第1卷，人民出版[来]社1995年版，第[自]306页；着重号为[刀]引者所加）这实际上[笔]也就是人们后来常说[吏]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小]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白]原理。对于这个原理[文]，后来列宁在《四月[章]提纲》、《十月革命[来]四周年》等著述里又[自]多次加以阐明。如他[刀]在《四月提纲》里说[笔]：“俄国当前形势的[吏]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小]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白]段过渡，第一阶段由[文]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章]组织程度不够，政权[来]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自]，第二阶段则应当使[刀]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笔]贫苦农民手中。”（[吏]《列宁选集》第1卷[小]，人民出版社199[白]5年版，第14页）[文]而在《十月革命四周[章]年》里，列宁更说了[来]这样的名言：“我们[自]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笔]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吏]里长城，我们知道只[小]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白]（最终）能够前进多[文]远，能够完成无限崇[章]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来]分，巩固我们胜利中[自]的那一部分。”（《[刀]列宁选集》第4卷，[笔]人民出版社1995[吏]年版，563-56[小]4页）
和获得《两个策略》[白]一书时的困难情况不[文]同，毛泽东探索和写[章]作“新民主主义论”[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自]延安进行的。此时国[刀]共正在实行第二次合[笔]作，尽管还有摩擦，[吏]还有“封锁线”，但[小]是它已不能阻止大批[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文]不少国统区的哲学社[章]会科学方面的学者也[来]正是此时来到延安的[自]。此时的延安，能够[刀]翻译经典著作的人手[笔]多了，印刷出版马列[吏]著作的条件也日益具[小]备。在这种情况下，[白]毛泽东要获得以上所[文]举的那些论著当然也[章]就不再是一件很困难[来]的事了。我们看到，[自]在《新民主主义论》[刀]一书里，为了说明中[笔]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吏]义革命的一部分，毛[小]泽东就引用了斯大林[白]1818年写的《十[文]月革命和民族问题》[章]和1925年写的《[来]再论民族问题》，而[自]在引用后一篇文章时[刀]实际上间接引用了列[笔]宁在1916年 10月发表的《民族[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小]一文中关于“民族问[白]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文]的基本点，已不是一[章]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来]，它已经变成一般无[自]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刀]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笔]了”的论述。（见《[吏]毛泽东选集》第2卷[小]，人民出版社199[白]1年版，第669页[文]）
在这方面，20年代[章]井冈山时期红军医院[来]的负责人、30年代[自]初任厦门中心市委秘[刀]书长和闽南党委组织[笔]部长、并曾和毛泽东[吏]一道到漳州龙溪中学[小]图书馆找到《两个策[白]略》等书的已故革命[文]老人曾志在《谈谈我[章]知道的毛泽东》一文[来]中说，毛泽东在19[自]39年时曾对她说，[刀]“《共产党宣言》，[笔]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吏]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小]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白]》，有时只阅读一两[文]段，有时全篇都读，[章]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来]新的启发。我写《新[自]民主主义论》时，《[刀]共产党宣言》就翻阅[笔]过多少次。读马克思[吏]主义理论在于应用，[小]要应用就要经常读。[白]”（《缅怀毛泽东》[文]，中央文献出版社1[章]993年版，第40[来]0-401页）毛泽[自]东对马恩的《共产党[刀]宣言》是如此，对与[笔]“新民主主义论”研[吏]究关系密切的列宁、[小]斯大林的著作也同样[白]如此，不知反复读了[文]多少遍。从这里，我[章]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对[来]于学习马恩列斯著作[自]的重视、勤奋和执着[刀]，知道毛泽东的“新[笔]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吏]的源头其实就来自马[小]克思列宁主义，因此[白]，人们称毛泽东思想[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章]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来]的产物，是完全符合[自]客观实际的。当然，[刀]也不仅是毛泽东一人[笔]，联系前面曾提及的[吏]瞿秋白在上世纪20[小]年代提出的关于无产[白]阶级领导权、农民的[文]作用的观点，应该说[章]，瞿秋白对于“新民[来]主主义论”的形成也[自]是作出了贡献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刀]提出对于中国革命意[笔]义十分重大，它不仅[吏]纠正了陈独秀不相信[小]工人阶级，不相信农[白]民，而只重视资产阶[文]级进行民主革命的错[章]误，也根本改变了自[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农民[自]革命、资产阶级改良[刀]和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笔]把眼光向着西方，一[吏]心模仿资本主义的做[小]法，开辟了通过新民[白]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文]道路的新途径，使中[章]国革命有了正确的领[来]导、强大的动力、明[自]确的目标和和光明的[刀]前途，因而使革命从[笔]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吏]胜利。不仅如此，“[小]新民主主义论”的提[白]出，对全世界一切被[文]压迫民族，对一切殖[章]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也提供了新的范例，[自]大大推进了世界革命[刀]的进程。
2、对“新民主主义[笔]”的正解和错解
人们对于“新民主主[吏]义论”的理解并不一[小]致。在中国，有人把[白]“新民主主义论”理[文]解为是要在中国发展[章]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来]是完全错误的。毛泽[自]东在提出“新民主主[刀]义”之初就明确指出[笔]，“这种新式的民主[吏]革命，虽然在一方面[小]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白]路，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来]命阶段，是为了终结[自]殖民地、半殖民地、[刀]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笔]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吏]渡的阶段。”（《毛[小]泽东选集》第2卷，[白]人民出版社1991[文]年版，第647页）[章]当然，毛泽东在七大[来]所作《对〈论联合政[自]府〉的说明》里曾说[刀]，“这个报告与《新[笔]民主主义论》不同的[吏]，是确定了需要资本[小]主义的广大发展，又[白]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文]。”并说，“资本主[章]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来]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自]有益的，而且报告里[刀]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笔]成分。”（《毛泽东[吏]文集》第3卷，人民[小]出版社1996年版[白]，第275页）这其[文]实也就是说，除了资[章]本主义的发展，还有[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自]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刀]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笔]发展。实际上，毛泽[吏]东说“资本主义的广[小]大发展”是有条件的[白]，而不是无条件的。[文]他说，“我是在这样[章]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来]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自]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刀]的资本主义。”（《[笔]毛泽东文集》第3卷[吏]，人民出版社199[小]6年版，第322页[白]）这一点，在《论联[文]合政府》里讲得非常[章]清楚。在那里，也和[来]在《新民主主义论》[自]里一样，引用了孙中[刀]山的话。他说，“我[笔]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吏]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小]先生的原则的。在土[白]地问题上，孙先生主[文]张‘耕者有其田’。[章]在工商业问题上，孙[来]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自]样说，‘凡本国人及[刀]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笔]独占的性质，或规模[吏]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小]能办者，如银行、铁[白]道、航路之属，由国[文]家经营管理之，使私[章]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来]国民之生计，此则节[自]制资本之要旨也。’[刀]”（《毛泽东选集》[笔]第3卷，人民出版社[吏]1991年版，第1[小]057页）这说明，[白]“资本主义的广大发[文]展”并没有否定“节[章]制资本”这个原则。[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七大之所以提出“资[刀]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笔]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吏]景的。从1927年[小]到1945年，国共[白]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文]和八年抗战，十八年[章]的战争使生产力遭到[来]很大的破坏，人民需[自]要休养生息，他们要[刀]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笔]而不希望再有内战。[吏]蒋介石也装出爱好和[小]平的样子，在194[白]4年9月的国民参政[文]会上表示要继续用政[章]治方式解决问题，毛[来]泽东于9月27日代[自]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复[刀]王世杰、张治中的信[笔]，对蒋介石的表态“[吏]表示欣慰”，并且提[小]出了“开紧急国是会[白]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文]政府，并由这个政府[章]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来]改革军事、政治、经[自]济、文化各方面的新[刀]政策。”（《毛泽东[笔]文集》第3卷，人民[吏]出版社1996年版[小]，第214页）正是[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文]国共产党举行了七大[章]。作为七大的政治报[来]告，以《论联合政府[自]》为题进行论述是很[刀]自然的；而在这个政[笔]治报告要对蒋介石作[吏]出一些让步也是完全[小]可以理解的。毛泽东[白]关于“资本主义的广[文]大发展”的提法正是[章]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来]。但是，由于蒋介石[自]讲和平只不过是一个[刀]幌子，他要消灭共产[笔]党的决心早已下定，[吏]后来虽然三邀毛泽东[小]赴渝谈判，双方达成[白]了“双十协定”，还[文]在1946年1月召[章]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来]商会议（即旧政协）[自]，通过了一系列有利[刀]于和平民主的决议，[笔]并在1月10发布了[吏]停战令，但是，内战[小]还是爆发了。蒋介石[白]多次向我解放区进攻[文]，尤其是在东北，规[章]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来]打，关外大打的局面[自]。在这种情况下，中[刀]共中央于1946年[笔]7月20日发出了《[吏]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小]石的进攻》的指示，[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文]由于“和平民主新阶[章]段”没有实现，联合[来]政府没有形成，这样[自]曾经设想的“资本主[刀]义广大的发展”自然[笔]也没有付诸实行的可[吏]能。应该说，这其实[小]是一件大好事。它避[白]免了许多婆婆他*的[文]事，大大加快了革命[章]的进程。中国人民解[来]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自]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刀]的支持下，仅仅用了[笔]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吏]反动派打得落花流水[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白]基本胜利。
为了准备新中国的成[文]立，1948年9月[章]8日到13日，中共[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自]，研究革命胜利后的[刀]一些重大问题。刘少[笔]奇在13日的会议上[吏]，着重就新民主主义[小]经济问题作了发言，[白]指出：“整个国民经[文]济，包含着自然经济[章]、小生产经济、资本[来]主义经济、半社会主[自]义经济、国家资本主[刀]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笔]会主义经济。国民经[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小]主主义经济。新民主[白]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文]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章]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来]领导成分。在新民主[自]主义经济中，基本矛[刀]盾就是资本主义（资[笔]本家和富农）与社会[吏]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小]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白]后，这就是新社会的[文]主要矛盾。”（《刘[章]少奇年谱》下册，中[来]央文献出版社199[自]6年版，第161页[刀]）对于刘少奇的这一[笔]发言，毛泽东在会议[吏]结束时给予了高度评[小]价：“新民主主义和[白]社会主义问题，少奇[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章]体，很好，两个阶段[来]的过渡也讲得很好，[自]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刀]后可以宣传。……现[笔]在点明一句话，资产[吏]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小]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白]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文]资产阶级的矛盾，外[章]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来]矛盾。”（《毛泽东[自]文集》第5卷，人民[刀]出版社1996年版[笔]，第145-146[吏]页）而在七届二中全[小]会上，毛泽东在谈到[白]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的[文]态度问题时说，“在[章]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来]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自]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刀]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笔]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吏]发展。这不仅是不可[小]避免的，而且是经济[白]上必要的。但是，中[文]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章]发展，不是如同资本[来]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自]制任其泛滥的。它将[刀]从几个方面被限制—[笔]—在活动范围方面，[吏]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小]市场价格方面，在劳[白]动条件方面。限制和[文]反限制，将是新民主[章]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来]争的主要形式。”（[自]《毛泽东选集》第4[刀]卷，人民出版社19[笔]91年版，第143[吏]1-1432页）这[小]个提法和《新民主主[白]义论》里“节制资本[文]”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章]的，而与《对〈论联[来]合政府〉的说明》所[自]说的“需要资本主义[刀]的广大发展”则有所[笔]不同，那是因为历史[吏]条件变化了，因为与[小]国民党的联合政府没[白]有能够形成，已不需[文]要通过让步照顾同盟[章]者的利益，共产党当[来]然也就可以更快地发[自]展社会主义了。关于[刀]国家的前途，他说，[笔]“在革命胜利以后，[吏]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小]产，对付国外的帝国[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文]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章]国，把中国建设成一[来]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自]家。”（同上，第1[刀]437页）在这里，[笔]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吏]，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小]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白]而不是建设什么新民[文]主主义国家。
3、是刘少奇改变了[章]观点，还是毛泽东“[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自]？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刀]要做的，当然是恢复[笔]国民经济和继续完成[吏]尚未最后完成的民主[小]革命任务，这主要是[白]新区的土改，镇压反[文]革命和对付美国帝国[章]主义侵略的抗美援朝[来]运动。这以后，又进[自]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刀]到了1952年底，[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吏]务提上了日程。毛泽[小]东在1953年6月[白]15日适时地提出了[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章]线和总任务。他是，[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自]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刀]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笔]更多一些时间内，基[吏]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小]和对农业、手工业、[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文]会主义改造。”（《[章]毛泽东选集》第5卷[来]，人民出版社197[自]7年版，第81页）[刀]但是，一些人不懂得[笔]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吏]变论，不懂得不断革[小]命论与就没发展阶段[白]论相结合的道理，就[文]像毛泽东所批评的，[章]“有人在民主革命成[来]功以后，仍然停留在[自]原来的地方。他们没[刀]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笔]变，还在继续搞他们[吏]的‘新民主主义’，[小]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白]。”（同上）最典型[文]的是刘少奇，他提出[章]了个“确立新民主主[来]义社会秩序”的口号[自]。本来，从他在19[刀]48年9月13日中[笔]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吏]话看，他对这个问题[小]是很清楚的：“在新[白]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文]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章]（资本家和富农）与[来]社会主义的矛盾。在[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刀]利以后，这就是新社[笔]会的主要矛盾。”但[吏]是刘在1951年3[小]月的一个讲话里却提[白]出，“现在为巩固新[文]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章]”。（《刘少奇选集[来]》下卷，人民出版社[自]1986年版，第6[刀]2页）同年7月，他[笔]又不经过毛泽东，在[吏]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小]业互助合作的报告上[白]批示，把山西发展农[文]业互助合作说成是“[章]错误的、危险的、空[来]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自]想。”（见《毛泽东[刀]选集》第5卷，人民[笔]出版社1991年版[吏]，第59页题注）显[小]然，这些说法与他自[白]己在1948年9月[文]13日在中央政治局[章]会议上的讲话及七届[来]二中全会的决议是相[自]矛盾的，甚至与第一[刀]届全国政协通过党的[笔]《共同纲领》也是矛[吏]盾的；当然，也是与[小]毛泽东1939年提[白]出“新民主主义”之[文]初就主张的新民主主[章]义“是为了终结殖民[来]地、半殖民地、半封[自]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刀]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笔]阶段”的观点相矛盾[吏]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小]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白]总任务时，对刘少奇[文]这些观点进行了批评[章]。毛泽东说：“‘确[来]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自]序’。这种提法是有[刀]害的。过渡时期每天[笔]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吏]发生社会主义因素。[小]所谓‘新民主主义秩[白]序’，怎样‘确立’[文]？要‘确立’是很难[章]得哩！比如私营工商[来]业，正在改造，今年[自]下半年要‘立’一种[刀]秩序，明年就不‘确[笔]’了。农业互助合作[吏]也年年在变。过渡时[小]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白]。我们现在的革命斗[文]争，甚至比过去的武[章]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来]。这时要把资本主义[自]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刀]革命。‘确立新民主[笔]主义社会秩序’是不[吏]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小]，是妨碍社会主义事[白]业的发展的。”（《[文]毛泽东选集》第5卷[章]，人民出版社199[来]1年版，第81-8[自]2页）
关于这个总路线，毛[刀]泽东还写了这样一段[笔]话：“这条总路线的[吏]许多方针政策，在1[小]949年3月的党的[白]二中全会的决议里，[文]就已提出，并已做了[章]原则性的解决。可是[来]许多同志，却不愿意[自]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刀]去工作，喜欢在某些[笔]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吏]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小]东西，甚至公然违反[白]二中全会的原则。”[文]（《毛泽东审阅周恩[章]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来]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自]》，手稿，1953[刀]年8月。转引自《毛[笔]泽东传1949-1[吏]976》上卷，中央[小]文献出版社2004[白]年版，第260页）[文]
这里的事实很清楚，[章]明明是刘少奇在解放[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自]，却硬要说是毛泽东[刀]自己改变了看法，放[笔]弃了“新民主主义社[吏]会”。持这种看法的[小]人很不少，我先后曾[白]写了《关于新民主主[文]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章]关系问题》（载《长[来]白学刊》2003年[自]第4期）、再论新民[刀]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笔]期的关系》（载《长[吏]白学刊》2005年[小]第1期）、《论马克[白]思主义的革命转辩论[文]与中国革命的转变问[章]题》（载《毛泽东邓[来]小平理论研究》20[自]08年弟6期）三篇[刀]文章加以批评，在网[笔]上也发表过几篇评论[吏]。在这方面，甚至中[小]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白]、胡绳主编的《中国[文]共产党的七十年》和[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来]编、逄先知与金冲及[自]的《毛泽东传194[刀]9-1976》也持[笔]类似的看法。看来，[吏]这一看法是“有来头[小]”的。但是，我们研[白]究历史，探讨理论问[文]题，只能以马列主义[章]为指导，只能以历史[来]和事实为依据，而不[自]能跟着风跑，否则就[刀]成了“跟风派”，而[笔]谈不上是真正的党史[吏]研究了。这当然不是[小]一个小问题。因此，[白]在这里，我想特别谈[文]一谈上述两本书里关[章]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来]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自]年》一书说，“新中[刀]国建立之时，中国人[笔]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吏]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小]《共同纲领》没有把[白]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文]写进去。刘少奇代表[章]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来]说明：‘因为要在中[自]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刀]会主义步骤，还是相[笔]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吏] ’。他同时指出，‘[小]无疑问，中国将来的[白]前途，是要走到社会[文]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章]。’在这次会议期间[来]，曾有党外人士向毛[自]泽东询问，要多少时[刀]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笔]，毛泽东说，大概二[吏]三十年吧。而在党内[小]的场合，包括194[白]8年9月的政治局会[文]议、七届二中全会和[章]建国后几年的多次党[来]内干部会议，估计至[自]少要十年、躲到十五[刀]年到二十年。那时的[笔]设想大致是，经过这[吏]样一个‘相当长久’[小]的时间，工业发展了[白]，国营经济壮大了，[文]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章]社会主义步骤’，一[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自]业的国有化和个体经[刀]济的的集体化。”（[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吏]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小]1991年版，第2[白]87页）
我认为，这里存在有[文]明显的歪曲事实之处[章]。我们知道，在中国[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自]备会上确定了由周恩[刀]来负责起草《共同纲[笔]领》，起草好的《共[吏]同纲领》经过多次讨[小]论修改，又经毛泽东[白]的审阅和修改，然后[文]作为草案提交中国人[章]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来]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自]。对这个《共同纲领[刀]》，周恩来于194[笔]9年9月21日即中[吏]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小]开幕的那天，作了一[白]个题为《关于〈中国[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章]同纲领〉草案的起草[来]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自]，在这个报告里，周[刀]恩来说到了“新民主[笔]主义的总纲问题”，[吏]他说，“总纲讨论中[小]，曾有一种意见，以[白]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文]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章]质的阶段，一个要向[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自]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刀]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笔]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吏]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小]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白]肯定的，毫无疑问的[文]，但应该经过解释、[章]宣传、特别是实践来[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自]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刀]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笔]唯一的最好的前途，[吏]才会真正承认它,并[小]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白]奋斗。所以现在暂时[文]不写出来，不是否定[章]它，而是更加郑重地[来]看待它。而且这个纲[自]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刀],已经规定在实际上[笔]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吏]。”（周恩来：《关[小]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白]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文]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章]点》，《新华月报》[来]1949年第１卷第[自]１期，第２５页）周[刀]恩来的说明合情合理[笔]，而且与过去毛泽东[吏]有关“新民主主义”[小]的论述，和1948[白]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文]议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章]的精神保持了一致；[来]特别是，周恩来说到[自]了“这个纲领中经济[刀]的部分里面,已经规[笔]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吏]个前途走去”，更用[小]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白]共同纲领》所具有的[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章]质。周恩来的这个报[来]告是一个代表政协筹[自]备会说明《共同纲领[刀]》起草情况的“官方[笔]”报告，和《共同纲[吏]领》一样，是一个正[小]式的文件，后来被编[白]进《建国以来重要文[文]献选编》第一册，不[章]知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来]虑，《中国共产党的[自]七十年》没有采用周[刀]恩来在这个报告里对[笔]《共同纲领》草案所[吏]作的正式说明，却去[小]引用了刘少奇早一天[白]在政协会上的讲话？[文]本来，刘的讲话是“[章]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来]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自]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刀]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笔]幕，庆祝即将由这个[吏]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小]共和国湖区中央人民[白]政府的成立”的，具[文]有“致辞”的性质，[章]但是他讲到了中国共[来]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自]高纲领问题，并说了[刀]这样一段话：“有些[笔]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吏]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小]领中去，但是我们认[白]为这还是不妥当的。[文]因为要做中国采取相[章]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自]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刀]同纲领写上这一目标[笔]，很容易混淆我们在[吏]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小]步骤。”（《刘少奇[白]选集》上卷，人民出[文]版社1981年版，[章]第435页）很明显[来]，刘少奇的这些话与[自]周恩来后来在报告里[刀]对同一个问题所作的[笔]说明是大相径庭的。[吏]周恩来的说明肯定了[小]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白]过渡性质的阶段”，[文]“要向更高级的社会[章]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来]发展” “认为这个前途是肯[自]定的，毫无疑问的”[刀]，肯定了提出这些意[笔]见的委员们是正确的[吏]，只是认为“应该经[小]过解释、宣传、特别[白]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文]人民看”，“现在暂[章]时不写出来，不是否[来]定它，而是更加郑重[自]地看待它。”而刘少[刀]奇的话则是对此种意[笔]见完全持批评的态度[吏]，说什么“这还是不[小]妥当的”，“很容易[白]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文]采取的实际步骤”等[章]等。这样批评提出这[来]一意见的人显然是不[自]正确的，而且在一个[刀]致辞性质的讲话里作[笔]这样的批评也是很不[吏]适当的。问题还在于[小]，所谓“采取相当严[白]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文]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章]的事情”，这一提法[来]在毛泽东的《新民主[自]主义论》和1948[刀]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笔]议、1949年3月[吏]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小]里都是没有的，这种[白]把个人意见作为全党[文]共识（因为他是“代[章]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来]党员”致辞的）做法[自]显然是错误的。由于[刀]刘少奇的致辞在前，[笔]而周恩来来对《共同[吏]纲领》所作的正式说[小]明在后，人们可以认[白]为后者具有纠正前者[文]的性质。在这种情况[章]下，《中国共产党的[来]七十年》却故意回避[自]周恩来的正式说明而[刀]执意采取刘少奇的说[笔]法，显然不是光明正[吏]大的做法，是很不应[小]该的。
应该说，刘少奇的这[白]一提法，也是直接违[文]背马列主义关于不断[章]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来]段论相结合的思想的[自]，前已指出，《共产[刀]党宣言》在讲到革命[笔]转变时用的提法是“[吏]立刻”，列宁的提法[小]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文]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章]万里长城”，而按照[来]前引毛泽东的说法，[自]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刀]“为了终结殖民地、[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吏]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小]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白]。”因此，在新民主[文]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章]所谓先搞一段新民主[来]主义，等若干年后再[自]搞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刀]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笔]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吏]展阶段论的思想，也[小]不符合毛泽东的“新[白]民主主义论”本身关[文]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章]“过渡阶段”的提法[来]。因此，《中国共产[自]党的七十年》所作的[刀]引述和概括不能认为[笔]是正确的，而某些人[吏]据此做出的毛泽东放[小]弃了“新民主主义论[白]”更是完全错误的。[文]
同样，《毛泽东传1[章]949-1976》[来]一书也说，“毛泽东[自]，还有中国共产党其[刀]它领导人，原来这样[笔]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吏]后的一段时期里，首[小]要任务不是立即转变[白]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文]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章]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来]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自]，使新民主主义的的[刀]组织、经济、文化形[笔]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吏]，为中国稳步地有农[小]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文]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章]定基础。这就是说，[来]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自]义社会的发展，待条[刀]件成熟后，再视情况[笔]，采取‘相当严重的[吏]社会主义步骤’，一[小]举进入社会主义。直[白]到1950年，毛泽[文]东还是这样设想的。[章]他认为，中国实行私[来]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自]社会化，‘还在很远[刀]的将来’。他说，‘[笔]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吏]稳步前进，经过战争[小]，经过新民主主义的[白]改革，而在将来，在[文]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章]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来]，在各种条件具备了[自]以后，在全国人民考[刀]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笔]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吏]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小]主义的新时期。’”[白]（《毛泽东传194[文]9-1976》上卷[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来]004年版，第24[自]0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刀]写过一篇《革命的一[笔]个根本问题》，开门[吏]见山就说，“毫无意[小]义，任何革命的最主[白]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文]权问题。政权在哪一[章]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来]决定一切。”还说，[自]“政权问题既不能回[刀]避，也不能撇开不管[笔]，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吏]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小]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白]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文]。”（《列宁全集》[章]第32卷，人民出版[来]社第二版，第158[自]页）显然，讲革命转[刀]变问题而不和政权问[笔]题联系起来是完全错[吏]误的。中国共产党经[小]过十年内战和八年抗[白]战，又经过了三农解[文]放战争，终于在19[章]49年取得了全国政[来]权，成立了中华人民[自]共和国，这就标志着[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笔]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吏]开始。毛泽东早就指[小]出，“两个革命阶段[白]中，第一个为第二个[文]准备条件，而两个阶[章]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来]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自]的阶段”。（《毛泽[刀]东选集》第2卷，人[笔]民出版社1991年[吏]版，第685页）这[小]段话，《毛泽东传》[白]虽然也引用了，不过[文]该书紧接着说，“但[章]是，何时转变，怎样[来]转变，转变的具体步[自]骤和方法是什么，这[刀]需要根据情况的的发[笔]展在实践中解决。”[吏]（《毛泽东传194[小]9-1976》上卷[白]，中央文献出版社2[文]004年版，第24[章]0页）这显然是自相[来]矛盾的。应该说，这[自]些问题早在《新民主[刀]主义论》里就已经在[笔]原则上解决了，而在[吏]1948年9月中央[小]政治局会议、194[白]9年3月七届二中全[文]会和1949年9月[章]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来]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自]会议上更得到了具体[刀]的解决。比如在《共[笔]同纲领》第四章《经[吏]济政策》里就明确规[小]定:“国家应在经营[白]范围、原料供给、销[文]售市场、劳动条件、[章]技术设备、财政政策[来]、金融政策等方面,[自]调剂国营经济、合作[刀]社经济、农民和手工[笔]业者的个体经济、私[吏]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小]家资本主义经济,使[白]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文]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章]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来]，以促进整个社会经[自]济的发展。”还规定[刀]，“国营经济是社会[笔]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吏]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小]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白]的事业，均应由国家[文]统一经营”，“合作[章]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来]性质的经济，为整个[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刀]组成部分。人民政府[笔]应扶助其发展，并给[吏]以优待。”对私营经[小]济,则增加了限制词[白]，规定“凡有利于国[文]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章]业,人民政府应鼓励[来]其经营的积极性,并[自]扶助其发展。”同时[刀]规定，“在必要和可[笔]能的条件下，应鼓励[吏]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小]主义方向发展，例如[白]为国家企业加工，或[文]与国家合营，或用租[章]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来]业，开发国家的富源[自]等。”（《开国文献[刀]》．中央文献出版社[笔]1999年版，第２[吏]８１-２８２页）所[小]有这些，都是根据七[白]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出[文]的具体规定，体现了[章]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来]国营经济，通过合作[自]社经济改造农民和手[刀]工业的个体经济，通[笔]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吏]和平地改造私人资本[小]主义经济的方针，表[白]明《共同纲领》具有[文]明显的向社会主义过[章]渡的性质。《毛泽东[来]传1949-197[自]6》所谓的“原来设[刀]想”的论述显然是不[笔]符合事实的。至于说[吏]毛泽东在1950年[小]6月的讲话，那时由[白]于新区土地改革还刚[文]刚开始，台湾和西藏[章]还有待解放，国民党[来]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仍[自]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刀]，还有待肃清，社会[笔]上还有许多失业工人[吏]和失业知识分子需要[小]救济，国家财政经济[白]状况还没有基本好转[文]，国家还有许多困难[章]，在这种情况下，毛[来]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自]上讲话，要求大家“[刀]不要四面出击”，“[笔]要把人民中不满意我[吏]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小]”（《毛泽东选集》[白]第5卷，人民出版社[文]1977年版，21[章]、22页）接着，他[来]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自]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刀]全体会议上讲话，号[笔]召大家“做一个完全[吏]的革命派”。《毛泽[小]东传1949-19[白]76》引用的那段话[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讲[章]的。在那个具体形势[来]下，毛泽东讲那段话[自]虽然比较低调，说“[刀]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笔]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吏]化”“还在很远的将[小]来”，但是其精神还[白]是积极的。在同一个[文]讲话里，他讲到“只[章]要战争关、土改关过[来]去了，剩下的一关就[自]将容易过去的，那就[刀]是社会主义的一关，[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吏]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小]。”（同上，第27[白]页）在这里，毛泽东[文]实际上提出了在土改[章]完成后下一关就是社[来]会主义改造一关了，[自]显然并没有把这一关[刀]推到“很远的将来”[笔]的意思，只不过在当[吏]时具体条件下讲话比[小]较低调罢了。实际上[白]，从他在七届二中全[文]会的报告里，人们看[章]到，毛泽东对于未来[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自]展是很乐观的。他说[刀]，“中国经济遗产是[笔]落后的，但是中国人[吏]民是勇敢而勤劳的，[小]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白]民共和国的建立，中[文]国共产党的领导，加[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来]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自]苏联的援助，中国经[刀]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笔]很慢而可能是很快的[吏]，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小]计日程功的。对于中[白]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文]点，没有任何的根据[章]。”（《毛泽东选集[来]》第4卷，人民出版[自]社1991年版，第[刀]1433-1434[笔]页）1950年6月[吏]开七届三中全会时，[小]虽然困难很多，毛泽[白]东认为要实现财政经[文]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章] “需要相当时间”，[来]他估计“大约需要三[自]年时间，或者还要多[刀]一点。”（《毛泽东[笔]选集》第5卷，人民[吏]出版社1977年版[小]，第18页）后来又[白]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文]，但是，我国还是在[章]1952年底就很好[来]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自]恢复工作。毛泽东是[刀]一个“只争朝夕”的[笔]人，他说“将来”和[吏]“很远的将来”并不[小]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白]长，许多事都可以说[文]明这一点。
必须指出的是，刘少[章]奇先是提出“采取相[来]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自]骤”这个说法，后来[刀]又提出“为巩固新民[笔]主主义而斗争”，不[吏]仅和毛泽东在《新民[小]主主义论》是矛盾的[白]，而且与他自己过去[文]的观点也是矛盾的。[章]我们知道，1948[来]年12月25日，刘[自]少奇曾在华北财政经[刀]济委员会上作了一个[笔]关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吏]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小]告，他指出：“中国[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文]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章]到社会主义。新民主[来]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自]渡时期的经济，可以[刀]过渡到资本主义，也[笔]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吏]，是一个未解决的问[小]题。过渡性质不能长[白]久，但有一个时期，[文]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章]五年。在新民主主义[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自]阶段中，同资产阶级[刀]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笔]血的、逐渐削弱它的[吏]手段，按中国资产阶[小]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白]主义的包围，争取用[文]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章]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来]是可能的。”（《刘[自]少奇年谱》下册，中[刀]央文献出版社199[笔]6年版，第173页[吏]）还需要指出的是，[小]《毛泽东传》引用的[白]毛泽东的话，讲的是[文]“走进社会主义新时[章]期”，这和开始向社[来]会主义过渡并不是一[自]个概念，因为过渡时[刀]期本身就是一个转变[笔]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吏]过渡时期结束才能叫[小]做“走进社会主义新[白]时期”，把过渡的开[文]始和过渡的完成混为[章]一谈显然是不正确的[来]。
4、评胡乔木对毛泽[自]东“一句话”的否定[刀]
应该说，无论是《中[笔]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吏]还是《毛泽东传19[小]49-1976》，[白]上述观点都与一个“[文]大人物”有关，他就[章]是被称为“中共一支[来]笔”的胡乔木。胡在[自]一个关键时刻（19[刀]81年5月19日举[笔]行的是一届六中全会[吏]）和关键场合（利用[小]作《关于〈历史决议[白]〉的几点说明》的机[文]会）讲了一段批评毛[章]泽东的话：“中央并[来]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自]讲过1949年建国[刀]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笔]命的开始。只是毛泽[吏]东同志1953年底[小]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白]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文]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章]。但是在1949-[来]1952年中，中央[自]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刀]，否则新民主主义共[笔]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吏]不可能存在了，新民[小]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白]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文]。如果不是这样认识[章]问题，就会损害19[来]40年《新民主主义[自]论》到1949年《[刀]共同纲领》通过并加[笔]以贯彻实行的党的威[吏]信，使党陷于在根本[小]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白]位。”（《胡乔木文[文]集》第2卷，人民出[章]版社1993年年版[来]，第158页）对于[自]胡乔木的这些话，许[刀]多人（也包括于光远[笔]、胡绳、逄先知、金[吏]冲及、龚育之、石仲[小]泉等著名的理论界和[白]党史界人士）都接受[文]了他的这一观点。胡[章]乔木有“中共一支笔[来]”的美誉，曾经赢得[自]过人们对他的尊重，[刀]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笔]这“一支笔”所写的[吏]东西在任何情况都是[小]正确的。对于毛泽东[白]，人们尚且反对对他[文]搞“凡是”，对于胡[章]乔木搞“凡是”就更[来]没有道理了。如果我[自]们用“实践是检验真[刀]理的唯一标准”来衡[笔]量，他的这段“名言[吏]”其实是根本站不住[小]脚的。
“中央并未在中央正[白]式文件中讲过194[文]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章]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来]吗？我们要问，七届[自]二中全会的决议难道[刀]说不上是“中央的正[笔]式文件”？毛泽东后[吏]来在回顾七届二中全[小]会的决议时说，“关[白]于利用、限制、改造[文]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章]，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来]清楚。决议上说，对[自]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刀]要从活动范围、税收[笔]政策、市场价格、劳[吏]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小]制，不能任其泛滥。[白]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文]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章]领导的关系。限制和[来]反限制 ，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自]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刀]形式。”他还说，“[笔]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吏]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小]作化的问题，二中全[白]会决议分明说：‘这[文]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章]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来]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自]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刀]的集体经济组织。…[笔]…单有国营经济而没[吏]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小]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白]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文]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章]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来]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自]国家，就不可能巩固[刀]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笔]政权中的领导权。’[吏]”这里所说，不是社[小]会主义改造又是什么[白]呢？七届二中全会决[文]议的这些内容都写进[章]了开国大法《共同纲[来]领》之中，在《共同[自]纲领》的“经济政策[刀]”部分都有明确的表[笔]述，怎么能说“只是[吏]毛泽东同志1953[小]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白]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文]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章]句话”呢？问题在于[来]，毛泽东的“这样一[自]句话”既然已经“加[刀]到中宣部关于过渡时[笔]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小]行广泛地、大规模地[白]宣传，这个提纲是不[文]是党的“正式文件”[章]？还有，毛泽东的“[来]这样一句话”所表达[自]的“1949年建国[刀]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笔]命的开始”的是过渡[吏]时期总路线，而这个[小]由毛泽东亲自提出并[白]且亲自加以改订的总[文]路线不仅在1954[章]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来]中全会上得到批准，[自]为全党所接受，而且[刀]还被庄严地写进了新[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吏]法》的序言部分，为[小]1954年9月举行[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章]议所通过，试问，七[来]届四中全会批准的总[自]路线和全国人大通过[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笔]宪法》是不是“正式[吏]文件”？如果这些都[小]不能称为“正式文件[白]”，还有什么能够称[文]为“正式文件”？
“1949-195[章]2年中，中央从来就[来]讲新民主主义，否则[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刀]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笔]存在了，新民主主义[吏]秩序能否巩固问题也[小]就不会发生了”吗？[白]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文]二。毛泽东在提出《[章]新民主主义论》之初[来]就明确指出，新民主[自]主义是“终结殖民地[刀]、半殖民地、半封建[笔]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吏]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小]段”。实际上，新民[白]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关系，是一篇文章的[章]上篇和下篇的关系，[来]抓住上篇文章不放，[自]拒绝作下篇文章，这[刀]绝不是坚持“新民主[笔]主义论”的正确观点[吏]。在这方面，我们看[小]到，当新民主主义革[白]命走向胜利，即将结[文]束殖民地、半殖民地[章]、半封建社会之时，[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就理[自]所当然地把他们的目[刀]光转向社会主义过渡[笔]的问题。实际上， 1948年9月的中[吏]央政治局会议、19[小]49年3月的七届二[白]中全会，其重点都已[文]经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章]的问题，而提出“巩[来]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自]本来就是错误的。本[刀]来就不应该提出，因[笔]此他受到毛泽东的批[吏]评也就毫不奇怪了。[小]事实也远不像胡乔木[白]所说的那样，“19[文]49-1952年中[章]，中央从来就讲新民[来]主主义”，其言外之[自]意，就是中央在19[刀]49-1952年从[笔]来也不讲向社会主义[吏]过渡。这样说符合事[小]实吗？前面已经说过[白]，周恩来在1949[文]年9月举行的政协第[章]一届全体会议上对《[来]共同纲领》草案所作[自]的说明就明确地讲了[刀]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笔]而毛泽东在1950[吏]年6月举行的政协第[小]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白]上也讲了“过社会主[文]义关”的问题。19[章]51年的“三反”“[来]五反”是因为资产阶[自]级搞“三害”和“五[刀]毒”，首先发动了对[笔]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吏]，而无产阶级则通过[小]“三反”和“五反”[白]运动打退了他们的猖[文]狂进攻。这个运动也[章]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自]了日程。毛泽东在1[刀]952年3月23日[笔]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吏]示说，“此次‘五反[小]’斗争中及其以后，[白]我们必须达到以下目[文]的：
“㈠彻底查明私人工[章]商业的情况，以利团[来]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自]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刀]。……
“㈡明确划分工人阶[笔]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吏]，肃清工会中的贪污[小]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白]僚主义现象，肃清资[文]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章]狗。……
“㈢改组同业公会和[来]工商联合会，……。[自]
“㈣帮助民主建国会[刀]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笔]国会，……。
“㈤消除‘五毒’，[吏]消灭投机商业，使整[小]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白]法令，经营有益于国[文]计民生的工商业；在[章]国家划定的范围内，[来]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自]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刀]同纲领）逐步缩小私[笔]人商业；逐年增加对[吏]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小]；重新划定私资利润[白]额，既要使私资感到[文]有力可图，又要使私[章]资无法夺取暴利。
“㈥废除后账，经济[来]公开，逐步建立工人[自]店员监督生产和 经营的制度。
“㈦从补、退、罚、[刀]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笔]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吏]
“㈧这一切大的和中[小]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白]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文]，加强党的工作。”[章]（《毛泽东选集》第[来]5卷，人民出版社1[自]977年版，第57[刀]-58页）
我们要问：这些事实[笔]是不是只“讲新民主[吏]主义”而与社会主义[小]革命无关？实际上，[白]这里说的许多东西已[文]经不是“讲”社会主[章]义了，而是对资本主[来]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自]的实际步骤了。对于[刀]这样一些事实，胡乔[笔]木又怎么能够否定呢[吏]？
至于胡乔木说“如果[小]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白]就会损害1940年[文]《新民主主义论》到[章]1949年《共同纲[来]领》通过并加以贯彻[自]实行的党的威信，使[刀]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笔]自相矛盾的地位”，[吏]其实，这只能说明他[小]对新民主主义理解的[白]偏差，而丝毫无碍于[文]党的理论的威信。《[章]新民主主义论》是公[来]开出版的，那上面已[自]经清楚地写明了新民[刀]主主义是一个“终结[笔]殖民地、半殖民地、[吏]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小]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白]渡的阶段”，社会主[文]义前途写得清清楚楚[章]，这完全是光明正大[来]的，怎么会损害党的[自]威信呢？同样，在《[刀]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笔]策部分也把各种经济[吏]成分的地位和发展方[小]向写得清清楚楚：“[白]国营经济”就是社会[文]主义经济，“合作社[章]经济”是引导个体经[来]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自]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笔]”也是一种引导私人[吏]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社[小]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型[白]的经济。在这里，共[文]产党也是光明磊落的[章]，并没有欺骗任何人[来]，又怎么会损害党的[自]威信呢？从1940[刀]年到1949年，就[笔]全国来说，还没有推[吏]翻三座大山，新民主[小]主义革命还未在全国[白]取得胜利，当然谈不[文]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章]问题，但是，共产党[来]一旦取得政权，哪怕[自]仅仅取得一部分地方[刀]的政权——建立了根[笔]据地，其经济也就具[吏]有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小]的性质。根据地政府[白]掌握的公有经济本身[文]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章]经济、合作社经济是[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自]济，试问，发展这些[刀]经济怎么会损坏“党[笔]的威信”？至于说“[吏]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小]上自相矛盾的地位”[白]，我要说，马恩早在[文]《共产党宣言》里就[章]宣布：“共产党人可[来]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自]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刀]制。”（《马克思恩[笔]格斯选集》第1卷，[吏]人民出版社1995[小]年版，第286页）[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文]义论》里也公开宣称[章]，新民主主义是“终[来]结殖民地、半殖民地[自]、半封建社会和建立[刀]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笔]过渡的阶段。”因此[吏]，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小]以后，把私有经济引[白]上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文]说是天经地义的事，[章]怎么会有胡乔木所说[来]的“使党陷于在根本[自]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刀]位”呢？这说不通嘛[笔]！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吏]木提出的这套“高论[小]”，其目的是要否定[白]毛泽东“1953年[文]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章]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来]提纲时”加的“一句[自]话”的，但是他在这[刀]样做的时候竟然没有[笔]引述毛泽东的这“一[吏]句话”，这是很不严[小]肃的。列宁说，“要[白]批评一个有名的作者[文]，要答复他，就不能[章]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来]章的观点”。（《列[自]宁选集》第2卷，人[刀]民出版社1995年[笔]版，第767页）实[吏]际上，即使是对一个[小]无名作者，你要批评[白]他的观点，也应该完[文]整地引用他的原话，[章]这不仅是对论战对象[来]的尊重，也是保证批[自]评有的放矢和准确无[刀]误所必需的。更何况[笔]毛泽东对我们来说是[吏]一位伟大的导师呢！[小]文革期间，林彪搞“[白]四个伟大”，后来，[文]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章]说，“所谓‘四个伟[来]大’——对毛本人的[自]称号——‘伟大的导[刀]师、伟大的领袖、伟[笔]大的统帅、伟大的舵[吏]手’讨嫌。总有一天[小]要统统去掉。只剩下[白]一个‘Teache[文]r（导师）’这个词[章]，就是教员。毛历来[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自]是当教员，甚至在他[刀]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笔]，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吏]小学教员，其它一概[小]辞去。”（《毛泽东[白]自述》，人民出版社[文]1996年版，第2[章]08页）对于胡乔木[来]来说，毛泽东更是他[自]的名副其实的老师。[刀]因为胡在上世纪40[笔]年代就是毛泽东的秘[吏]书，长期直接受到毛[小]的教导，更应该执弟[白]子之礼。当然这决不[文]是说学生不能批评老[章]师，但是，批评的态[来]度应该郑重，而不应[自]该轻率。像他那样连[刀]原话都不引的批评显[笔]然不能认为是郑重的[吏]。
话说到这里，当然有[小]必要把胡所说的“只[白]是毛泽东同志195[文]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章]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来]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自]一句话”全文摘引出[刀]来了。毛泽东的话是[笔]这么说的：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吏]性质的的转变、标志[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白]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文]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章]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来]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自]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刀]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笔]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吏]个伟大的任务，在人[小]们共和国成立以后就[白]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章]是的，那时，我们还[来]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自]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刀]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笔]的矛盾。那时，在农[吏]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小]建主义与民在主义之[白]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章]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来]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自]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刀]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笔]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吏]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小]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白]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文]为社会主义的企业，[章]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来]银行，同时在全国范[自]围内着手建立国营商[刀]业和合作社商业，并[笔]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吏]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小]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白]的措施。所有这些显[文]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章]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来]形象。”（《毛泽东[自]文集》第6卷，人民[刀]出版社1999年版[笔]，第315-316[吏]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小]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白]利后将转入社会主义[文]革命是非常明确的，[章]但是，由于中华人民[来]共和国成立时还有一[自]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刀]任务如土地改革、镇[笔]压反革命还有待完成[吏]，因此在一段时间并[小]没有大力宣传革命转[白]变的问题，致使在革[文]命队伍内部人民群众[章]中对于过渡时期总路[来]线还有不少模糊的认[自]识，特别是对于总路[刀]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笔]成立开始，人们还有[吏]不少疑问，因此，进[小]行这方面的宣传工作[白]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迫[文]切的问题。毛泽东亲[章]自抓这件事，并且在[来]宣传提纲里加写和改[自]订了三段文字：第一[刀]段文字就是上面摘引[笔]的，阐述了革命转变[吏]论的基本原理；第二[小]段文字是改订了的对[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文]任务的表述；第三段[章]文字则是阐述了过渡[来]时期总路线的实质。[自]这对于引导广大干部[刀]和群众正确认识过渡[笔]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吏]来说，无疑都是至关[小]重要的。特别是第一[白]段，也就是胡乔木说[文]的“这样一句话”，[章]由于涉及到马克思主[来]义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自]原理，为了把问题说[刀]透，毛泽东更用了较[笔]大的篇幅进行了阐释[吏]。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完[小]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白]义，是无懈可击的，[文]前面我们曾经引证列[章]宁关于革命的根本问[来]题是政权问题的论述[自]，胡乔木作为一个理[刀]论家，不会不知道革[笔]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吏]问题，政权掌握在哪[小]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白]切的道理。实际上，[文]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章]是以取得政权为其标[来]志的。不同的是，过[自]去的阶级一旦取得了[刀]政权，其目的即已达[笔]到，而无产阶级取得[吏]政权，仅仅是社会主[小]义革命的开始。前引[白]《共产党宣言》说，[文]“在推翻德国的反动[章]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来]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自]争。”列宁解释说，[刀]“社会主义革命和资[笔]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吏]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小]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白]义关系的现成形式，[文]而苏维埃政权，即无[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来]这样现成的关系，有[自]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刀]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笔]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吏]农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小]。”（《列宁全集》[白]第34卷，人民出版[文]社第二版，第4页）[章]《宣言》还说，“无[来]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自]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刀]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笔]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吏]工具集中在作为国家[小]的及组织为统治阶级[白]的无产阶级手里，并[文]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章]力的总量。”（《马[来]克思恩格斯选集》第[自]1卷，人民出版社1[刀]995年版，第29[笔]3页）当然，在无产[吏]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小]，常常会遇到而且必[白]然会遇到资产阶级民[文]主革命所遗留下的问[章]题。这是因为，资产[来]阶级虽然有进行民主[自]革命的积极性，但是[刀]由于他们本身也是私[笔]有者，也是剥削者，[吏]他们怕如果革命过于[小]彻底反而可能对自己[白]不利。因此差不多一[文]切资产阶级革命都具[章]有不彻底的特点。在[来]这种情况下，当无产[自]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往[刀]往还有一个附带的任[笔]务，就是要完成属于[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小]容的革命任务，用列[白]宁的话来说，就是“[文]打扫奥吉亚斯牛圈”[章]的任务。奥吉亚斯牛[来]圈是一个神话故事，[自]说的是古希腊西部厄[刀]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笔]在牛圈里养了300[吏]0头牛，但是他30[小]年从未打扫过牛圈，[白]以至牛粪堆积如山。[文]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章]四周年时说，“到1[来]917年，俄国农奴[自]制究竟还有那些主要[刀]表现、残余或遗迹呢[笔]？还有君主制、等级[吏]制、土地占有制、土[小]地使用权、妇女地位[白]、宗教和民族压迫、[文]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章]牛圈’——顺便说一[来]下，一切先进国家在[自]125年和250年[刀]前以至更早以前（英[笔]国在1649年）完[吏]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民[小]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白]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文]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牛[章]圈——试从这些奥吉[来]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自]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刀]到，我们已经把它打[笔]扫得干干净净。从1[吏]917年10月25[小]日（11月7日）到[白]解散立宪会议（19[文]18年1月5日）这[章]十来个星期里，我们[来]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自]，比资产阶级的民主[刀]派（立宪民主党）以[笔]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小]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白]的八个月里所做要多[文]千百倍。”（《列宁[章]选集》第4卷，人民[来]出版社1995年版[自]，第564页）难道[刀]我们可以因为十月革[笔]命以后在“十来个星[吏]期里”做了“打扫奥[小]吉亚斯牛圈”这些属[白]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文]内容的工作就可以否[章]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来]义革命的开始吗？事[自]情当然不能这样。我[刀]们看到，列宁的文章[笔]是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吏]年，他绝不会纪念1[小]918年1月5日解[白]散立宪会议这个象征[文]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章]命的日子。正如他自[来]己所说，“我们把资[自]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刀]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笔]真正的工作无产阶级[吏]革命的‘副产品’顺[小]便解决了。”（同上[白]，第566页）对于[文]中国革命来说，也应[章]该这么说。中华人民[来]共和国的成立，标志[自]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刀]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笔]革命的开始。当然新[吏]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一[小]些遗留问题，但它也[白]是作为副产品是在新[文]的革命阶段“顺便地[章]解决了”的。实际上[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自]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刀]主义因素，没收官僚[笔]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吏]也明显属于社会主义[小]革命的内容。这个问[白]题，毛泽东早在七届[文]二中全会上就有说明[章]。他说，“中国的现[来]代工业的产值虽然还[自]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刀]的百分之十左右，但[笔]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吏]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小]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白]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文]产阶级的手里。没收[章]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来]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自]有，就使人民共和国[刀]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笔]脉，使国营经济成为[吏]整个国家的领导成分[小]。这一部分经济是社[白]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文]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章]这一点，谁就要犯右[来]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自]”（《毛泽东选集》[刀]第4卷，人民出版社[笔]1991年版，第1[吏]431页）这些对于[小]胡乔木来说应该都是[白]很清楚的。
从胡乔木的后面的讲[文]话看，当时就有人对[章]他的观点提出过不同[来]的意见。他在讲话中[自]说，“1949-1[刀]952年所进行的民[笔]主改革，特别是占全[吏]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小]土地改革这样块钱的[白]民主改革，也不能解[文]释为附带完成民主革[章]命的‘遗留任务’。[来]”其实，土地改革早[自]在十年内战时期就已[刀]在各个苏区根据地普[笔]遍地进行了，只是在[吏]抗战时期才改为减租[小]减息，而在解放战争[白]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文]模的土地改革。解放[章]战争能够取得迅速胜[来]利，一个很重要的原[自]因，就是因为在解放[刀]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吏]产和支前的积极性。[小]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白]翻身的农民用小车推[文]出来的。这正是土地[章]改革的功劳。土地改[来]革显然不是中华人民[自]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笔]、一再实行并且是行[吏]之有效的反封建的革[小]命内容，为什么不可[白]以把解放后新解放区[文]的土地改革说成是新[章]民主主义革命的“遗[来]留任务”呢？
胡乔木还说，“至于[自]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刀]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笔]不必照猫画虎。但这[吏]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小]说了一句，今后也没[白]有多加讨论的必要。[文]”胡这样对待革命导[章]师列宁和十月革命，[来]也是很轻率的。当年[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刀]人李大钊等是那样热[笔]烈地欢呼和赞颂十月[吏]革命的伟大胜利，后[小]来毛泽东又是那样肯[白]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文]遍意义，而胡乔木竟[章]然置这些于不顾，说[来]什么“我们不必照猫[自]画虎”，这样对待革[刀]命导师列宁和国际共[笔]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显[吏]然是不郑重的。至于[小]说什么 “今后也没有多加讨[白]论的必要”，在这里[文]，胡乔木只有断语而[章]没有论据，只有命令[来]式的语言而没有讲任[自]何道理。这种不是以[刀]理服人，而是以势压[笔]人的态度，哪里还像[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小]论家？说他像一个高[白]高在上喜欢发号施令[文]的官僚不是更准确吗[章]？
实际上，胡乔木真正[来]要反对的并不是毛泽[自]东的“一句话”，而[刀]是毛泽东亲自提出和[笔]改订的党在过渡时期[吏]的总路线，因为那“[小]一句话”就是阐释过[白]渡时期总路线的。本[文]来，胡乔木自己就参[章]加过过渡时期总路线[来]宣传提纲的起草工作[自]，还参加过《中华人[刀]民共和国宪法》的起[笔]草工作，为什么当时[吏]不提出不同意见，而[小]是到1981年即2[白]8年后把它拿出来说[文]事呢？这也是很值得[章]人们深思和回味的。[来]
应该看到，关于新民[自]主主义问题的争论，[刀]绝不只是一个理论之[笔]争，而是一个关于中[吏]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的[小]政治之争。一些人对[白]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文]路总是心有不甘，而[章]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来]总是念念不忘，于是[自]就利用新民主主义的[刀]旗号做他们的幌子，[笔]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吏]义道路。这恐怕才是[小]问题的实质之所在。[白]前不久，在网上读到[文]胡绩伟的一篇文章，[章]大讲新民主主义就是[来]新的资本主义，就是[自]新资本主义，并说这[刀]是毛泽东的观点。在[笔]他看来，毛泽东提出[吏]《新民主主义论》就[小]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白]主义。这种把新民主[文]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章]等同起来的观点根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观点[自]。毛泽东一再强调新[刀]民主主义的“新”字[笔]，就是为了分清它和[吏]一般的民主主义或旧[小]的民主主义的区别。[白]对于所谓“新资本主[文]义”，毛泽东在19[章]44年3月22日的[来]《关于陕甘宁编曲的[自]文化教育问题》一文[刀]里的确也曾使用过，[笔]但在1948年9月[吏]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小]报告里就已明确地指[白]出了这一提法是“不[文]妥当的”。他说，“[章]我们的政权的性质前[来]面已经讲过，是无产[自]阶级领导的，以工农[刀]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笔]主专政。我们的社会[吏]经济呢？有人说是‘[小]新资本主义’，我看[白]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文]，因为它没有说明在[章]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来]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自]经济 、公营经济，这个国[刀]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笔]，所以这些经济都是[吏]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小]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白]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文]大的，但是不起决定[章]作用。我们的国营经[来]济、公营经济，在数[自]量上较小，但它是其[刀]决定作用的。”（《[笔]毛泽东文集》第5卷[吏]，人民出版社199[小]6年版，第139页[白]）在这方面，我们还[文]应该认识到抗战胜利[章]后政策的变化。抗战[来]时，由于民族矛盾地[自]位上升，阶级矛盾地[刀]位下降，党的政策也[笔]有所调整，前面已经[吏]提到，十年内战时期[小]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抗[白]战时期就改为减租减[文]息的政策，对资产阶[章]级的政策也相对地较[来]过去采取了比较和缓[自]的政策。但是到解放[刀]战争期间，情况自然[笔]又有所变化，解放区[吏]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小]地改革，同时又开始[白]了对官僚买办资本实[文]行没收政策。这些变[章]化应该是是不难理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