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写的“西行漫记”——《在华一年》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根据对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为《西行漫记》）一书，真实客观地向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生动展现了中国红军和中共领袖的风采，使当时偏于中国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1939年，作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苏联新闻记者，罗曼•卡尔曼以大量胶片和笔记记录了边区情况、他与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官兵的交往，同样向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社会客观而又真诚地介绍了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1941年，罗曼•卡尔曼撰写的《在华一年》（俄文版）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被人们称为苏联人写的“西行漫记”。2020年，尘封近80年后，此书中文版才由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亲自翻译并得以出版。
用摄像机记录抗战的特派记者 罗曼·卡尔曼，全名罗曼·拉扎列维奇·卡尔曼，1906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和记者。卡尔曼凭借父亲早年给他买的一部相机经常拍照的功底，17岁便被《星火》杂志社录用，开始了此后近50年的职业摄影生涯。他先后在《星火》《探照灯》《苏联摄影》等杂志社工作，曾拍摄列宁逝世追悼会等重大事件。1932年从国家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即进入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厂。1936年至1937年，作为战地记者进入西班牙拍摄内战，在内战前线做了大量战地报道，1937年8月回国后荣获一枚“红星勋章”。 ▲罗曼·卡尔曼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9月，卡尔曼奉苏联政府之命，以《消息报》特派记者和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的身份来到中国，开始为期一年的拍摄工作。 虽然生活条件和工作设备不尽人意，但他还是想尽办法解决摄影器材、手续办理、车辆配备、随行翻译等方面的困难。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他写道：“在我近年来所有电影拍摄中，这次拍摄最为艰难和复杂。战争在这个陌生国家广袤大地上延伸，在拍摄的同时，要研究这个国家，研究它的风俗习惯、斗争方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学习它拗口、不易掌握的语言。” 目睹和记录全面抗战初期的中国 卡尔曼曾穿越陕、甘、川、渝、鄂、湘、晋等大半个中国，亲临抗战最前线，拍摄了“武汉保卫战”“重庆大轰炸”“长沙大火”等重大事件，一路上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抵抗侵略，同时也对抗战初期中国西北、西南与中南部地区人民的苦难生活有了切深的感受。他把这些战乱与流亡、暴行与反抗、人民的决心与希望都写进书中，在拍摄长沙大火后的伤病员们时他写道：“我们作为苏联人，比任何人都能够理解和同情为生存权而斗争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中国抗战的朴素同情与支持。 ▲罗曼·卡尔曼在战斗现场拍摄 除了前线战事，卡尔曼还拍摄和记录了中国的群众运动、社会组织的活动、农民对军队的大力支持、中国妇女的工作情况、同样奔赴战场的幼年群体，无数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雄形象等等。此外，他还拍到日军印制的“绝密”作战行动计划和使用毒气规则、日军的文件、士兵的书信等一手的史料。通过这些镜头，向苏联人民和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和顽强精神，以支持中国抗战。 终于来到延安 直到1939年5月，卡尔曼才终于突破种种封锁来到延安。之前的几个月中，国民党方面调来一辆小汽车供卡尔曼专用，并派了一位青年副官“陪伴同行”，表面上说是协助，实际上是监督他的活动。卡尔曼也一直在找机会去到延安，他很清楚，要想拍摄真实全面反映中国抗战的内容，就必须深入到陕甘宁边区。 卡尔曼在延安的这段日子里，受到各界的热情欢迎。5月14日晚，他应邀参加了在中央组织部大礼堂举办的文艺晚会，观看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三幕话剧《冀东起义》。在这里他巧遇刚从苏联返回延安不久的萧三。他兴奋地对萧三说：“来中国八个月了，到了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啦！” 刚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卡尔曼，既被延安在艰苦条件下展现的积极抗战氛围所感染，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和敌人后方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所感动。卡尔曼发现，延安虽然条件艰苦，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房屋都在日军的轰炸中被摧毁，但对中国青年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他在书中写道： “可以大胆地把延安称为一座青春城市，一座抗日青年的城市。青年们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小伙子和姑娘们搭着便车，或成群结队地步行去往延安。他们知道艰苦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知道去延安的千里奔波和一年的学习仅仅是在华北战场、游击区和日军后方工作前的预备阶段。” 在延安的日子里，卡尔曼的镜头触及到方方面面，他拍下了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边区，拍下了大学、学院、医院、政府机关等所在的窑洞、农村里的宣传画、大学生进山干农活、农民自卫军战士、田间劳动的农民，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和边区小学、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记录下了鲁迅艺术学院的画展，“新中华报”社和青年记者联合会召开联席会，桥儿沟工人学校开学典礼，还有枣园、解放日报社、八路军军医院等地也留下了他的拍摄足迹。延安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鲜事，让他早早开始担心自己的电影胶片存量不够。 卡尔曼还详尽地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治理：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民主管理机构，选举出来的政府成员的生活条件与边区其他居民毫无二致，政府积极组织经济建设，设立“生产合作社”等组织帮助农民生产改善生活，加强文化建设，建立学校、普及教育提升人民素质，组建艺术演出团体……透过他的镜头和文字无不让人感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见到了毛泽东 作为进入边区的第一个苏联新闻记者，卡尔曼先后采访了林伯渠、罗瑞卿、冼星海等边区政府政要、八路军高级将领和抗战文化名人。但他更加期待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见。 初到延安，卡尔曼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但在他参观过的所有地方，“在我去过的大学、小学、幼儿园，每一孔窑洞，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使我感受到这位天才的组织者、领袖、思想家的精神”。他听到毛泽东的名字被热烈地到处传诵，感受着边区人民对党的领袖的爱戴和拥护。 “我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着与毛泽东的会见和谈话”。很快，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39年5月25日晚，卡尔曼前往杨家岭拜访毛泽东。“我挨着毛泽东坐下来，挨着这个名字笼罩着勇敢、不屈不挠意志、英雄主义、最平易近人等传奇光环的人。”卡尔曼观察到毛泽东生活和工作极为朴素，“他穿一身灰布军便服，外面又套着一件又肥又大的针织短衣，脚上穿一双细绳纳底的帆布鞋。”“毛泽东的窑洞与延安青年学生住的其他几千孔窑洞毫无区别。”“他在这孔窑洞里生活、工作、思考。一张写字台、一张用粗糙木板钉制的床、几个放满图书的书架、一把藤椅。” ▲毛泽东与罗曼·卡尔曼 两人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毛泽东与卡尔曼谈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因为卡尔曼曾在西班牙做战地记者，话题就涉及到有关西班牙、有关共和军的一些事。毛泽东还与卡尔曼谈到了苏联，谈到了斯大林，谈到了航空、地铁、盲飞、北方海路、现代化高射炮质量，水下和空中战争。这些细致具体而又广博的问题无不使卡尔曼赞叹毛泽东是位“天才的组织者、战略家、拥有丰富实践智慧的国务活动家”。 “毛泽东谈话时经常引用民间俗语，用词简明扼要。毛泽东爱说笑话，喜欢援引孔子的话，经常开怀大笑。”交谈时毛泽东简明而诙谐的表达以及自信快乐的笑容，深深地感染着卡尔曼。 休息吃饭间隙，卡尔曼问毛泽东，“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写长征的历史？”毛泽东回答说：“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按照党的纪律，要求参加过长征的人都写，我们要集体开展这项工作。”随后，毛泽东走到桌子跟前，拿出一张纸，用笔法奔放的字写下自己那首《七律·长征》赠予卡尔曼。 卡尔曼在书中写道：“我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顿感由人民领袖亲笔书写的这首讴歌一个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将是我从中国带回最珍贵的礼物。” 卡尔曼还记录下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他拍下了毛泽东与司机顾保申同桌吃饭、与农民亲切交谈的情景，拍下了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和检阅队伍的情景。“毛泽东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在农民们的脸上毫无惊讶的表情”“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毛泽东叉开双腿，两手撑腰，手指朝前，向农民询问一些事，给他们出些主意。”毛泽东与群众的鱼水情在卡尔曼的镜头中被真实地展现出来。 ▲毛泽东与农民们聊天 卡尔曼在边区停留的日子里，多次跟拍毛泽东的工作日常，用镜头记录下毛泽东看文件、写文章，以及在工作之余散步、休息的场景。卡尔曼在华拍下的照片中，有一张前所未见的毛泽东特写照，是首次在国内公开。照片中毛泽东眉头微蹙，眼睛深邃而坚定地望向远方，微微上扬的嘴角展示着胜利的信念。 ▲卡尔曼拍摄的毛泽东 在延安短短20天的时间，卡尔曼用镜头、用眼睛和心灵感知着延安的一切。特别是与毛泽东的会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卡尔曼把与毛泽东相处的情形生动地记录在《毛泽东会见记》一文中。1939年7月8日，苏联《消息报》用半版篇幅刊发了这篇战地通讯，毛泽东的形象被传播到苏联和俄语世界。7月23日，纽约《星期日工人报》以《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谈抗日战争问题》为题发表了卡尔曼的电讯，毛泽东又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而名传美国和英语世界。随后，8月28日，重庆的《新华日报》翻译、转载了这篇文章。 ▲1939年8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会见记》 完成特殊使命 从1938年9月来到中国到次年9月离开，卡尔曼扛着摄像机、冒着炮火跨越11个省，走了二万五千公里，拍摄了十公里长的胶片，完成了一场“摄影长征”。 ▲《在华一年》（俄文版）封面 回国后，他分别制作了两部纪实电影《战斗中的中国》（1939）、《中国特区（延安）》（1939）和一部纪录片《在中国》（1941）。尔后于1941年，卡尔曼完成了《在华一年》（俄文版）的写作，并于5月底6月初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国际上难得的记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侵略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形象的重要书籍之一。 遗憾的是，《在华一年》（俄文版）刚一问世，即赶上苏德战争爆发，故对此书及内容知悉者甚少，在当时未能引起广泛关注。 2018年的某一天，时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偶然读到《中国音乐》杂志一篇关于《黄河大合唱》和冼星海的文章。文章里提及，苏联记者卡尔曼1939年访问延安，跟鲁艺的学生联欢时冼星海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这场活动在卡尔曼《在华一年》（俄文版）中有记载，但这本书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李辉立刻意识到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经多方查找，终于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图书馆得到了俄文复印件。李辉亲自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于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此，中国读者才得以一睹这本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近80个春秋书籍的真容。或许是因为《在华一年》在向国际社会介绍延安和中共方面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这本书也被人们称之为“苏联人写的‘西行漫记’”。 ▲《在华一年》（中文版）封面 卡尔曼在书中写道：“有朝一日，胜利的中国人民将从这个复兴国家的档案库里也取出这段摄影胶片……”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不仅找到了这些珍贵的影片资料，更重要的是，正如卡尔曼所愿，胜利的中国人民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