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30年｜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30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开始了他晚年最后一次被公开报道的南方之旅。他在途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了一系列直击中国社会发展要害问题的讲话，史称南方谈话。邓小平讲话内容对当时深陷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困扰，改革开放进程出现徘徊乃至倒退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确立，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明确了方向。

那时的邓小平将近88岁，亲自推动中国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他已经主动退休近3年，但为了他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大局，他在人生最后阶段还是以毕生积累的威望和智慧将中国向前推了一大步。自此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全面胜出，成为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而邓小平本人主动选择逐渐彻底淡出公共视野。

30年后的今天再去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感叹他那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满篇尽是大白话而又句句直击要害、充满辩证思维和国际视野的语言风格之余，发现他所谈论的多数问题和观点，对于当下中国乃至世界，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受制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里面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路径的内容。

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前，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被许多人贴上落后、失败的标签，很多人都笃信资本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或宿命。但从少年时代便信奉社会主义，经历数十年战火和革命洗礼，一生三起三落，对改革开放前承袭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有深切体会的邓小平却坚持认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所以他在1992年南巡时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只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会难免有一个充满曲折和反复的过程，“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纵使如此，“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那么，中国该吸取怎样的教训，才能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他看来，失败的苏联是因为陷入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陷阱之中，未能以开放态度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经历过1949年到1978年发展教训的中国，应该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进而完成对人类已有经验和模式的超越。这与历史学家许倬云说的“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不谋而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开放视野，邓小平在南巡时重新阐释社会主义的定义，意在消除姓资姓社的无意义争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里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将计划、市场当作经济手段，等于消除了计划和市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绝对意义上的计划和市场，都是不可行的，要么只会走向失败，如苏联（苏联其实在计划之外有大量地下经济，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计划），要么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海市蜃楼，从来都没有完全否定计划或者说最低限度上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一个经济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两种角色的灵活运用和相互补充。

第二层含义是将社会主义本质和目标定义为共同富裕。具体怎么实现？邓小平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并同富裕。”这等于为当时中国提出了一种可行的路径，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普遍贫困不符合社会主义理想，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共同实现富裕，因此只能创造条件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这样做的目的和正当性是为了让先富带后富，是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其实就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主义契约，过去40年受益于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精英们对此应该要有所体认。毕竟，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是基本人性，一个社会能否保持合理范围内的财富公平事关稳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借助邓小平时代中国政策红利先富起来的精英们，不应忘记邓小平说的先富带后富。因为这既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朴素道理，是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或公平正义价值的体现，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升华，又能最大程度上让自身已取得的财富成功更稳固。

那在什么时候开始让先富带后富？邓小平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井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可见，邓小平是主张在20世纪末中国整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推进共同富裕。

不得不说的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虽然在扶持“三农”、帮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投入了巨额资金，缓和了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但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背后，贫富分化的确在不断扩大，近些年来甚至几乎已经接近于美国，阶层固化正在形成，以至于过去一年类似于内卷、躺平或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拼多多女孩猝死等字眼、新闻，总能引发中国舆论的广泛共鸣。这背后虽然有一系列复杂原因，但假若邓小平在天有灵，相信他一定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和使命。虽然由于自然规律的限制，邓小平无法看到过去25年中国的发展，更难以预估今天中国面临的新情况，但他当年在中国深陷内外困境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路径和设想，对当下依然有启发意义。他当年主张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早已成为事实，他晚年念兹在兹的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则任重而道远。可以说，今后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健康可持续地实现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直接关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邓小平政治遗嘱的完成。因此，在邓小平南方谈话30年的今天，在中国有望数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当下，在持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重提共同富裕，朝向共同富裕而努力，既可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不我欺”，社会主义理想是真的有希望实现，资本主义并非人类宿命，又是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