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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读者投稿 11-30 23:08 643次浏览 0条评论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耀邦去世。我当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因前邻居秦川还告知,危险已经过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灵堂行行礼,不禁泪水盈眶,将一首悼诗交德平。归途我们还到人大会堂习仲勋住处,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有种担心,怕出乱子。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题为《活在人心便永生》,为悼诗末句。

  

   就在十天的四月五日[文],我应邀到耀邦家中[章]做过一次长谈,从下[来]午两点半变到九点半[自],他精神很好,记忆[刀]清楚,毫无倦容。晚[笔]餐还特为我做了家乡[吏]菜,吃得很香,他一[小]共谈了十个问题,其[白]中涉及许多分歧。在[文]这些分歧中,他并没[章]有什么错误,执行的[来]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自]线,在那个“生活会[刀]”上与却被逼得做检[笔]讨。他最后谈到,“[吏]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小]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就[白]好,不做也没有什么[文],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章]然的。”

  

   四月十九日,中纪委[来]为悼念耀邦开支部会[自],我最先发言,讲了[刀]同耀邦的谈话,说这[笔]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吏]一次如此长谈。我说[小],由于突然去世,他[白]的要求重新结论便带[文]有遗属的性质。因此[章],请中顾问将我的这[来]个意见正式转告中央[自]。我简要发言后,张[刀]光年发言为耀邦鸣不[笔]平,霍士廉等先赞同[吏]我的意见。陈丕显问[小]我:你们谈话时旁边[白]有人没有?我说,有[文]一个干部子弟始终在[章]场,后半截德平参加[来]了。由于十点钟我还[自]要赶去参加《新观察[刀]》和《世界经济导报[笔]》联合召开的悼念耀[吏]邦的讨论会,就提前[小]退席了。

  

   四月十五日夜写的那[白]首悼诗,是这样四句[文]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章]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来]在人心便永生。

  

   第一句自然是写耀邦[自]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刀]案之举。第二句语带[笔]双关:既是耀邦的心[吏]愿与在位时的作为,[小]又为耀邦诉屈;平反[白]了大量冤案的他,自[文]己竟是一个冤灵!

   第三句写他一九八八[章]年到湖南张家界时,[来]成千游人济济于道,[自]争相握手,要求留影[刀];随后到南宁,只好[笔]足不出户了。第四句[吏]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灵。[小]”多年来,这七个字[白]在我的脑中时常萦回[文]着,他同我最后的长[章]谈、他的遗愿,也总[来]想将它公之于世。我[自]觉得这是一份责任—[刀]—不可推卸的责任。[笔]去年是他逝世十周年[吏],我已开始整理谈话[小]记录,由于种种原因[白]没能完稿。现在特将[文]他同我的三次长谈按[章]时序整理出来,并将[来]其间有关交往写出,[自]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刀]天之灵。岁届耄耋,[笔]总有“汩余若将不及[吏]”的感觉,及至整理[小]完毕,才像卸下了一[白]副担子。

  

   对耀邦的认识加深

  

   我的老伴有两个很熟[文]的干部子弟夫妇延滨[章]和元元,他们的父母[来]同耀邦夫妇关系密切[自],元元的母亲同耀邦[刀]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笔]同学。在耀邦的追悼[吏]会上,我见到他们两[小]人同家属站在一起。[白]他们常来我家,于是[文]元元有时就成为我同[章]耀邦之间某种交流的[来] “中介”,既交流必[自]要的信息,也从好的[刀]口中,多知道一些耀[笔]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吏]处世的特点。现在还[小]零零碎碎记得一些:[白] 耀邦否定“文革”最[文]彻底,真理标准讨论[章]最坚定。他认为党不[来]能再受“左”的危害[自],于“左”祸的肆虐[刀],可谓刻骨铭心。他[笔]重视自由、民主、人[吏]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小]发展历史,很愿意接[白]受外来的新思想。他[文]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章]面的,还在“文革”[来]时便不盲从,心中有[自]数,常说绝对不能迷[刀]信任何人,要独立要[笔]思考。粉碎“四人帮[吏]”后,他有三个建议[小]:停止批邓,平反冤[白]假错案,抓生产。真[文]理标准讨论时,阻力[章]不仅来自华国锋、汪[来]东兴,胡乔木就反对[自]。平反冤假错案,汪[刀]东兴不交一、二、三[笔]专家辨档案,一些专[吏]案的甄别,如“六十[小]一人案”,他就另起[白]炉灶搞调查。在中纪[文]委时,他力主党内生[章]活正常化、民主化,[来]应健康发展,一定要[自]避免过去搞家长制、[刀]一人说了算的错误,[笔]并主持了《党内政治[吏]生活若干准则》的起[小]草。耀邦是在这个最[白]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文]的。抓年轻人的选拔[章],他比谁都积极,紧[来]抓不放(在选拔第三[自]梯队工作中,我有亲[刀]身体会。有些人不过[笔]是口头讲讲而已,有[吏]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小]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白],有些人还硬是“老[文]中青三结合”、“扶[章]上马走一程”)。当[来]年赵紫阳、纪登奎被[自]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刀]年,耀邦曾推荐过紫[笔]阳到团中央接班。他[吏]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小]想,很反感“谁是谁[白]的人”这种说法。他[文]常说“我是党的人”[章]。“毛泽东、朱德、[来]叶剑英、贺龙、谭政[自]……对我都帮助过;[刀]林彪对我很好,抗战[笔]胜利后,争取我同去[吏]前线。”林彪事件后[小],他更加深了对山头[白]、宗派的认识,说:[文]“这是脱离群众。”[章]他一生好读书,重视[来]知识,尤重视有知识[自]的人,“思想敏锐,[刀]口若悬河”,在延安[笔]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赞[吏]赏。他常讲要爱护知[小]识分子,并尽力保护[白]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文革”后,坚决反[章]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来],主张真正实行“双[自]百方针”,不是停在[刀]口头上,而是认真贯[笔]彻于一切方面,要见[吏]诸行动。当然,他也[小]不是没有缺点、弱点[白]。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文]思熟虚,但有时过于[章]热心,讲话多了,难[来]免有失。他同权力无[自]缘,从不设防,遭人[刀]暗算而不觉。“文革[笔]”后,“多换思想少[吏]换人”的干部政策,[小]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白]引起过意见的。

  

   耀邦下台之后,听到[文]他在“生活会”上受[章]到那种攻击,大家愤[来]愤不平,同时极其关[自]心他的情况。我当即[刀]写了这样一首七绝送[笔]他,表示某种安慰:[吏]

  

   文章翻案古而今,左[小]右逢源仇又亲。

   黑白纹枰输后手,是[白]非公道在人心。

  

   让元元带去一本钱钟[文]书的《谈艺绿》,将[章]末句写在扉页上,供[来]他翻翻,移情养性。[自]同时还将我的《龙胆[刀]紫集》和《论三峡工[笔]作》送上,请他一阅[吏]。后者是一九八五年[小]出版的,该书序言交[白]《人民日报》后,清[文]样送到书记处,有人[章]说我的闲话,耀邦没[来]让发表。原来我并不[自]知道他也喜好旧诗词[刀]。不久以后,元元带[笔]来他写的三首诗让我[吏]修正:一首七律《再[小]登泰山》,两首五言[白]古风《赠李锐》、《[文]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章]修三峡水库论著》。[来]看来他比较了解我这[自]个人了,也知道三峡[刀]工程的详情与要害了[笔]。诗中借巫山神女之[吏]口,最后两句委婉道[小]出莫立大石壁的切切[白]之情:“乞君莫作断[文]流想,断流永使妾哀[章]伤”。三首诗词我作[来]了些格律上修正,让[自]元元回去时,顺便送[刀]了他十来本旧诗词和[笔]有关格律的书。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吏]元元来家,告诉我,[小]耀邦叔叔明显瘦了。[白]听家人说,那些检讨[文]的、被指责的东西,[章]其实很多是小平说过[来]的。我们当时都奇怪[自],何必匆匆做这种检[刀]讨。

  

   七月十九日,我的日[笔]记记道:(用楷书排[吏]的文字是耀邦本人的[小]话;括弧内的话是笔[白]者按语):

  

   元元夫妇来。元元昨[文]天到胡家,同耀邦单[章]独谈话。元元一开始[来]向耀邦讲了我们大家[自]对他关心,谈了我们[刀]对他的看法:党有史[笔]以来最民主的(领班[吏]人),选中了;要从[小]全局考虑自己的问题[白]。元元转述的耀邦谈[文]话要点,有以下这些[章]

  

   下来这几个月,不看[来]电视,专心阅读马恩[自]全集(《列宁全集》[刀]是“文革”时读的)[笔]

   作了一些笔记;并将[吏]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小]讲过的,凡形成文件[白]和付印过的记录,

   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文]遍,就放心了,并没[章]有什么错误。 关于小平全下,我半[来]下[1]。

  

   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自]下谈话,当时很赞同[刀]。总书记的职务辞过[笔]几次。六中全会时向[吏]中央写过报告,一定[小]要建立退休制度(后[白]来,此事小平同紫阳[文]也谈过,紫阳即表示[章]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来]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自]耀邦曾因此大声说:[刀]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笔]指着脊梁骨骂)。

  

   没想到开“生活会”[吏],竟采取如此手段,[小]要把我搞臭。“十九[白]号文件”是羞辱(一[文]九八七年中央发的“[章]十九号文件,”罗列[来]了耀邦“在经济工作[自]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刀]”、一月二日给邓小[笔]平的信和一月十日和[吏]十五日在中央一级党[小]的生活会上的《我的[白]检讨》、《我的表态[文]》)。其中许多话并[章]不是我说的,有的是[来]造谣。如请日本青年[自]三千人来,是外交部[刀]申请的:到一九八九[笔]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吏]圈阅过,大家同意的[小],我才批了三千人。[白]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文]有?(此事在中纪委[章]支部会上,我也听到[来]过对耀邦的攻击。)[自]

  

   我还是谨慎的,领导[刀]人的退休制过去小平[笔]、紫阳都讲过,我就[吏]没讲过。那时考虑根[小]本不可能,因此力主[白]二线制。搞退休,伤[文]老同志感情。

  

   香港的东西,过去根[章]本不看,免得受干扰[来]

  

   今后四个字:安度晚[自]年。是否能“安”?[刀]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笔]经七十一岁多,自然[吏]规律不行了。二是希[小]望党好起来,但是否[白]可能?(元元说,耀[文]邦叔叔有极度失望之[章]感。

  

   说过去一起斗争几十[来]年、互相信得过的老[自]朋友,如王鹤寿的揭[刀]发,当然伤心之至。[笔]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吏]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小]发生,要寻找根原,[白]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文]很深的东西。

  

   “文革”当然不好,[章]发生了之后,其结果[来]好:不会再发生了。[自]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刀]观。

  

   (粉碎“四人帮”后[笔],关于中国的前途,[吏]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小]天,谈到的一系列问[白]题,之后在《人民日[文]报》的社论和评论员[章]的文章中,都有过反[来]映。元元说,耀邦叔[自]叔对陈云一直很尊敬[刀]。)

  

   在党校负责时,提出[笔]是按当时的中央文件[吏][2]讲课,还是按[小]马克思主义讲课?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白]化”问题,六中全会[文]前在北戴河讨论时,[章]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来]中删掉,万里赞成。[自]全会讨论时,他们两[刀]人仍坚持这个意见。[笔]我只说求其稳妥,现[吏]在还是保留为好,将[小]来再考虑是否去掉。[白]最后都归咎于我(全[文]会中这一幕,我是亲[章]身经历的,定一和万[来]里的发言,引起全场[自]热烈掌声,尤以右侧[刀]中纪委席掌声持久。[笔]最后邓小平讲了不多[吏]的话,要害是:“反[小]对自由化,不仅这次[白]要讲,还要讲十年二[文]十年”)。

  

   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章]

  

   元元说,她几次听耀[来]邦谈到,在原则问题[自]上他是没有错误的。[刀]元元感到最亲切的是[笔]你的人格高尚,你无[吏]愧于世,对得起历史[小];我十四岁参加共青[白]团,经过那么多党同[文]斗争和政治风波,依[章]然保存了一片赤诚。[来]这都是人最宝贵的东[自]西。耀邦听后笑了,[刀]说:对的,马克思也[笔]讲赤子之心。  

  

   在组织部时的一次长[吏]

  

耀邦从总书记职务下[小]来以前,我同他只有[白]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文]渊源。在延安中央青[章]委时,听说过胡耀邦[来]其人,都是称赞的话[自]。第一次碰面,是一[刀]九五八年三月,周总[笔]理带队查勘三峡坝址[吏]时,同坐在船上,有[小]人在下围棋,我们都[白]是旁观者。一九五九[文]年庐山会议时,不在[章]一个组,《简报》上[来]似乎没有见到他有什[自]么发言。一九七五年[刀]五月,我从秦城监狱[笔]释放,仍回到安徽磨[吏]子坛水电站过劳动生[小]活。一九七七年十二[白]月二四日清晨,

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央[文]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章]织部部长的消息后,[来]连夜写好要求平反的[自]长信,第二天发出。[刀]与此同时,我的二姐[笔]李英华(三八式)和[吏]女儿李南央,几次找[小]到耀邦家。于是我得[白]以先到合肥的医院治[文]病,一九七九年一月[章]六日我回到北京复职[来]。这年写《怀念田家[自]英》文时,田还没有[刀]平反开追掉会,文章[笔]寄《人民日报》担心[吏]难以发表,特先寄给[小]耀邦审阅。他立即指[白]示:没有什么不可以[文]发表,还赞许有鲁迅[章]文风。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来]调到中央组织部,五[自]月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刀]小组。耀邦是组长,[笔]副组长是余秋里、程[吏]子华,日常实际工作[小]由秋里负责。组员有[白]十多人,我负责办公[文]室的工作。办公室人[章]员由中组部办公厅主[来]任等组成,同各系统[自]和地方联系,编辑《[刀]简报》供中央参阅。[笔]工作地点在玉泉山,[吏]大家都住在那里。十[小]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白]小组也由耀邦负责([文]胡乔木副),也住在[章]玉泉山。耀邦来参加[来]人事小组会的次数不[自]多。人事小组的任务[刀]是准备十二大的三个[笔]名单:中央委员会、[吏]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小]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白]在玉泉山住了三四个[文]月,工作当然是繁重[章]复杂也很难的,有时[来]进新退旧一个人,要[自]作许久调查,反复研[刀]究,花很长时间才能[笔]定案。记得我向耀邦[吏]作过两次或三次系统[小]汇报,他平易近人,[白]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文]最深的一件事,便是[章]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来]员的去留问题,是煤[自]炭系统的,在“文革[刀]”中欠了帐,当年颇[笔]有点名气的中青年。[吏]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小]了三次,各有各的理[白]由,最后他服从了大[文]家的意见,这个人不[章]保留了。  

  

   一九八二年初我六十[来]五岁,已决定在电力[自]部退下来。这时陈云[刀]定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笔]组建青年干部局,将[吏]这个局的作用定得很[小]崇高,成员入选特别[白]严格。据说这件事中[文]组部曾拖了一年没办[章],原因在部内地方、[来]经济、宣教等局,都[自]分工管各系统干部,[刀]当然也包括选拔青年[笔]干部,单独成立这样[吏]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小]国家计委内有过的“[白]小计委”。我知道这[文]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章]作,自己有过当年在[来]中央漩涡中翻滚过的[自]经验,不愿意再卷入[刀],想“安度晚年”。[笔]可是陈云的意见极其[吏]坚决,促我上任,还[小]误会我“能上不能下[白]”,只当个局长,而[文]非部一级名义。于是[章]我就只好服从了。中[来]央定的“干部要四化[自]”(革命化、年轻化[刀]、知识化、专业化)[笔]的方针,以及据此选[吏]拔接班人即培养后备[小]干部队伍(当年称建[白]立第三梯队),我是[文]衷心拥护、坚决执行[章]的,中组部青干局具[来]体任务是选拔省部后[自]备干部(最终考察了[刀]一千来人)。这个任[笔]务的第一仗,就是十[吏]二大的人事更替。自[小]己当时似有这点感觉[白],从耀邦(他是总书[文]记)这方面来看,我[章]大概还是可以信任的[来]吧(由于“我行我素[自]”,后来我终于遭到[刀]“解玲还是系玲人”[笔]的一幕,这里就不谈[吏]了,因为文章是写耀[小]邦)!在那个人事小[白]组上,我也被推选并[文]被批准进入中央委员[章]名单,这是丝毫没有[来]精神准备的,接着就[自]开十二大,其历史意[刀]义大家都清楚的。我[笔]曾应《诗刊》之命,[吏]写过歌颂和期望的四[小]首七律。

  

   十二大有最后一幕,[白]报纸没有作过报道,[文]也没有留下一个镜头[章]、一张照片。大会就[来]要结束了,传来耀邦[自]的话:新当选的中央[刀]委员中的中青年,要[笔]我选三四十人向政治[吏]局作介绍,先印出个[小]简历。此事可说驾轻[白]就熟,很快就办好了[文]。大会开幕当天在人[章]大会堂的一个厅,记[来]得叶帅、小平、陈云[自]、先念、邓大姐、彭[刀]真等都到了(庐山下[笔]来后没见到过叶帅,[吏]老人还认得我),耀[小]邦主持,让我一一介[白]绍。老人们笑容满面[文],很是高兴。

  

   十二之后到一九八四[章]年岁末离职之前,由[来]于工作关系有时列席[自]书记处会议,亲眼目[刀]睹书记处开会情况,[笔]以及总书记如何主持[吏]会议并处理一些事务[小]。一九五八、一九五[白]九两年,我也列席过[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章],曾亲眼目睹过毛泽[来]东执政时情景,使我[自]感到我们确已进处一[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笔]开始为群言堂了(不[吏]过书记处的会,两位[小]老人是不参加的,新[白]时期我无缘列席常委[文]会)。总书记在人们[章]面前是平等的一员,[来]他个子矮,有时发言[自]似乎比别人还矮一点[刀]。胡乔木总是挨着耀[笔]邦坐着,显出某种监[吏]护的样子,令人不快[小]。有关人事处理记得[白]两件事。一件是,讨[文]论到有关问题,胡乔[章]木发言,声色具厉地[来]说道:周扬、夏衍、[自]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刀]子(听说王震在中央[笔]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吏]巴的……”)。当时[小]大家都不答腔,也就[白]过去了。耀邦能保护[文]好巴金,却保护不了[章]周扬。第二件事是有[来]关《人民日报》的人[自]事。自批判“两个凡[刀]是”,耀邦还在中央[笔]党校时,就同《不民[吏]日报》合作得很好,[小]报纸真正起到了贯彻[白]改革开放路线的喉舌[文]作用。因此也最受胡[章]乔木、邓力群的攻击[来],这是他们指挥范围[自]内没能控制住的最后[刀]一个重要阵地。大家[笔]知道,自胡绩伟、王[吏]若水被整下去后,报[小]社不听他们的指挥的[白]剩下一个秦川。这件[文]有关《人民日报》人[章]事处理事,可能使耀[来]邦加深了对我这个人[自]的印象。

  

   就在这个时候,耀邦[刀]同我作过一次推心置[笔]腹的长谈。一九八二[吏]年到中组部后,我没[小]有断过写日记,所以[白]许多事都可以如实写[文]出。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章]日,接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廿一日下午三[自]点,耀邦约我谈话。[刀]当时想到可能是听听[笔]我对人事等方面的意[吏]见。前几天参加书记[小]处讨论广西、湖南等[白]省班子的调整问题和[文]“文革”遗留问题时[章],耀邦谈到柳宗元的[来]文章《驳复仇议》。[自]其中有句:“亲亲相[刀]仇,其乱谁救?”要[笔]向古人学习。回家后[吏]找到原文,觉得同当[小]前广西形势并不相关[白],于是向耀邦写了封[文]短信,说明此意。这[章]之后的几天,就是十[来]九日,书记处会议讨[自]论《人民日报》人事[刀]问题。中宣部拟派王[笔]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吏]领导班子,将旧班子[小]“一锅端”。中组部[白]有的领导准备批准。[文]这时听到王在二中全[章]会上激昂慷慨地说:[来]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自]重精神污染,似乎资[刀]本主义已全面复辟了[笔],于是我同陈野苹([吏]部长)商量,这个名[小]单都是搞理论的人,[白]恐怕不合适。一月七[文]在习仲勋处谈到此事[章]时,在座的乔石、宋[来]任穷、陈野苹都不赞[自]成。我还为胡绩伟说[刀]了话,并说明胡乔木[笔]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吏]回到部里开会,顶住[小]了这个方案。十二日[白],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文]来催办此事;野苹还[章]告诉,接到邓力群的[来]电话,说我反对此事[自]。十九日的书记处会[刀]议上,好几位同志到[笔]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吏]过左,决不能去管报[小]纸,耀邦则谈到报纸[白]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文]我最后发言:这个名[章]单不合适,报纸是对[来]着现实情况的,重担[自]压着,无日能卸。书[刀]生不能办报。耀邦加[笔]了一句:书生要打引[吏]号。邓力群在座,一[小]言不发。这个名单就[白]被否决了。

  

   下面一月二十日和二[文]十一日两天的日记中[章]有关记录。

  

   一月二十日,拟明日[来]谈话提纲:

  

   (一)望中央生活正[自]常(回顾当年)。邓[刀]力群要干什么?清除[笔]精神污染事。《人民[吏]日报》事。

  

   对乔木认识、看法:[小]没有管过柴米油盐,[白]没有单独挑过担子。[文]总是一支笔。有时不[章]认帐。不能容人。权[来]威自居。

  

   (二)认识人之不易[自],关键在用人。人各[刀]有局限与特点、缺点[笔](毛的教训)。耀邦[吏]自己。中组部。两位[小]老人。

  

   (三)秘书与子弟问[白]题。谨慎小心,注意[文]传话。

  

   (四)科学技术第一[章](专家治国问题)。[来]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自]。好大喜功问题(三[刀]峡)。水利部“一水[笔]三核”(钱正英-美[吏]国,争取美国援助贷[小]款建三峡工程和三个[白]核电站)。

  

   (五)“偏离社会主[文]议”的担心问题。

  

   (六)湖南问题(省[章]部级机构改革后,湖[来]南遗留的人事问题比[自]较重,还有“文革”[刀]遗留的派性问题)。[笔]

  

   (七)谈丁玲事(中[吏]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小]反)。

  

   这天的日记中,最后[白]有一句话:

  

   大局在支持耀邦,黄[文]老有同感(当年我常[章]去看望黄克诚)。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来]三点到耀邦中南海住[自]室,谈到六点,整整[刀]三个小时,惜无录音[笔]也。我大体按准备的[吏]几个问题谈自己意见[小]。下面是耀邦所谈:[白]

  

   关于八一年、八二年[文]争论[3]:经济上[章]讲得尖锐些,关键是[来]速度问题。说不能把[自]住老套套、老框框不[刀]放。于是引起陈云、[笔]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的讨论[4[吏]],并非批评什么人[小]

  

   翻两番问题。一九八[白]0年夏,在武汉讨论[文]经济,到二000年[章]翻两番。紫阳、姚依[来]林心中都无数。小平[自]问:怎样达到两番?[刀]我答年增百分之七点[笔]二,力争百分之七,[吏]不能少于百分之六。[小]姚说只能定百分之六[白],一九八一年争五保[文]四。我发急了,讲了[章]难听的话,并非对谁[来]过意不去。这时互相[自]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刀]地方时,我就在下面[笔]鼓气。准备十二大报[吏]告时,争论爆发。有[小]人告状,说我在下面[白]讲了要百分之十,向[文]乔木反映,乔木向小[章]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来]找我去问:(1)是[自]否搞高指标?答未超[刀]过百分之七。(2)[笔]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吏]设?答无比此事。([小]3)不要整党?答要[白]整,是文件看样写的[文]问题,实际上报告中[章]写了。

  

   二中全会后,在中顾[来]委讲:我吃几碗饭长[自]大的,大家还不知道[刀]?(在特定历史条件[笔]下上来的,这种说法[吏]大家服气。)

  

   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小],问过我两次,第三[白]次又问,才讲定的。[文]此事中央都知道。外[章]面说法很多,说我用[来]团中央干部。小平保[自]了李雪峰。

  

   小平看乔木,党的第[刀]一支笔,不是政治家[笔]。一九八三年一月,[吏]我关于《四化建设和[小]改革问题》讲话,内[白]中谈到要全面改革。[文]乔木时在昆明,送给[章]他看了,他说全文很[来]好,略有增删。结果[自]又向小平告状,说是[刀]刮改革风,等等。乔[笔]木认为邓力群并不会[吏]写文章。(我谈了对[小]此人看法后)对邓力[白]群现在摸不透。

  

   自己准备一九八七年[文]下来。乔木、力群等[章]也下。三五年内要新[来]上几十人。书记处还[自]要进四十几岁的,下[刀]五个,换五个年轻的[笔]上。

  

   要敢于实践。列宁一[吏]九二0年(?)讲的[小]。这是首位问题,要[白]打开新局面。拨乱反[文]正,反“文革”,正[章]到解放初。新局面是[来]开创,无所谓拔乱反[自]正。

  

   自己就是坚守两条:[刀]毫不谋私,大事请示[笔]。各方面尤其地方要[吏]敢于创造,现在是创[小]造性不足。否则,如[白]老的都不在了,会惶[文]惶无主。地方要分权[章],权不能过于集中。[来]

  

   秦始皇亡在转业干部[自],军人三十六郡分封[刀],于是在地方闹事。[笔]

  

   宋朝亡在高度集中,[吏]一切权力集中到朝廷[小]。“将在外君命有所[白]不受”。

  

   现在只有四件事算是[文]有了纲:

  

   (一)外事方针、政[章]策有了一套。

  

   (二)党内生活、人[来]事。有了《生活准则[自]》。干部要“四化”[刀],老同志安排好。

  

(三)农业,还在发[笔]展。责任制到专业分[吏]工,

又一大发展。里程碑[小]式。


  

   (四)统一战线。台[白]湾、港澳、民族、宗[文]教(让郑必坚写宗教[章]问题,三个月了,看[来]了历史文件,有互相[自]矛盾处。)

  

   文化部长四平八稳,[刀]无新局面。

  

   计委过稳,大家不满[笔]搞老框框。司局级换[吏]一批,交流一下,有[小]的可以到省里去,合[白]适的当副省长亦可。[文]

  

   这次谈话,有些是泛[章]谈泛论,但也属于组[来]织部业务范围的事。[自]

  

   约到家中长谈

  

   一九八五年后,我虽[刀]然不在职了,仍然关[笔]心风云变化,耀邦的[吏]处境是大体知道的。[小]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白]上我还发发言,有时[文]还说得比较尖锐。后[章]来在中顾委每周一次[来]的支部会上,发言也[自]不大有顾忌,该讲的[刀]还是讲,胡乔木的问[笔]题我就谈过。一九八[吏]六年北戴河会议后,[小]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白]排也听到一些传闻。[文]年尾的顾委支部会上[章],就有对耀邦说长道[来]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自],如“搞青红帮”之[刀]类(用青年团干部和[笔]红卫兵)。一九八七[吏]年一月,“生活会”[小]之变,我并不感到意[白]外。

  

   翻一九八七年一月份[文]的日记,按时序,有[章]以下可录之事:

  

   元旦。于光远电话:[来]被点名批评,批他的[自]“大公有私”,“抬[刀]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笔]看”。拟申诉,怎能[吏]同“全盘西化”联得[小]起来?

  

   二日,有人告知,凌[白]晨两点,长安大街由[文]西向东,有几百人游[章]行,高呼“自由万岁[来]”,“严惩凶手,爱[自]国无罪”。当是昨日[刀]天安门事余波。同黎[笔]澍、秦川通电话:必[吏]须疏导,不能“防民[小]之口甚于防川”;“[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文]”。李普来,同去黎[章]澍家,漫谈形势,不[来]胜感叹:苏联文教科[自]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刀],知识分子待遇一直[笔]拉开,因此基础比我[吏]们好得多。

  

   三日。项南来,再谈[小]假药事经过。他已风[白]进耀邦,耀邦说,他[文]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章]定,并说谁无过失,[来]自己过失过多些,还[自]谈到自己日子难过得[刀]多。

  

   下午,顾委传达十二[笔]月三十日小平约胡耀[吏]邦、赵紫阳、万里、[小]胡启立、李鹏、何东[白]昌六人的谈话文件,[文]颇似当年“夏季形势[章]”:当前学生闹事乃[来]几年反对自由化思潮[自]旗帜不鲜明所至,否[刀]定“清污”过头。方[笔]励之、王若望、刘宾[吏]雁三人应予开除,过[小]去软弱。关于王若望[白],上海有关开除和保[文]护两说,中央也有保[章]护层。波兰教训,专[来]政必要。上天安门,[自]有多少抓多少。巩固[刀]文艺宣传阵地。整肃[笔]要开个名单,但不急[吏]于处理。

  

   四日。传言颇多:紫[小]阳转总书记,耀邦到[白]顾委等。陈云说赞成[文]开放,但基建不能过[章]大,要个笼子。计委[来]很难改老一套作风。[自]

  

   五日。上午顾委支部[刀]会,调门都高,黄火[笔]青几乎点了耀邦的名[吏]。说小平是舵手。有[小]人指责陆定一和于光[白]远。倒是提出物价问[文]题,关系千家万户也[章]。下午到医院,向黄[来]克诚遗体告别。

  

   六日。高扬说:由来[自]已久,几年矛盾;少[刀]开常委会,书记处专[笔]断;专职书记分开开[吏]会,不合党章。嘱我[小]不要发表意见。

  

   七日。黎澍电话:他[白]的邻居自天津回,学[文]生卧轨,要求中有物[章]价问题。下午参加黄[来]克诚追悼会,不见耀[自]邦。

  

   八日。秦川告知,王[刀]鹤寿通知钱李仁:方[笔]励之、刘宾雁开除党[吏]籍。钱问是否符合党[小]章?答符合。

  

   九日。到人大小礼堂[白],参加“华夏研究院[文]”成立大会,颇为隆[章]重,避免讲话。遇胡[来]绩伟、于光远、苏绍[自]智等。说点了一串名[刀]字,王震还点了巴金[笔]

  

   十二日。上午参加顾[吏]委一支部会,揭批耀[小]邦了。多人发言讲具[白]体人事。最激烈者说[文]:要挤小平下台,有[章]野心;要当军委主席[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自]总后台;同中曾根打[刀]得火热;擅自批三千[笔]日本青年访华,等等[吏]。上面定的,似乎要[小]人人表态。

  

   十四日。续开支部会[白]。曾志大姐也说了一[文]篇,但最后讲了公道[章]话:还得全面看,三[来]中全会后做了许多好[自]事。大家最后意见是[刀]:小平决不能下。黎[笔]澍夫妇、李普、秦川[吏]来,都有忧虑,要注[小]意国外反应。

  

   十五日。得到电话:[白]耀邦停职检查;检查[文]好了,可保留政治局[章]委员。

  

   十六日。电视新闻,[来]耀邦下台,保留常委[自]。多日来的不安,告[刀]一段落。来日方长也[笔]。有人谈感受,匈牙[吏]利改革曾停滞十年,[小]但原我们不步后尘。[白]厂长制贯彻甚难;企[文]业都有潜力;都知道[章]作为生产力发展,私[来]有制不可避免。

  

   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自]有,《丁卯年初有感[刀]》一首七绝,是赠耀[笔]邦的。(此诗刊于一[吏]九八五年出版的《龙[小]胆紫集》新编本中,[白]题目为;《丁卯岁首[文]赠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章]的日记:

  

   晚上延滨、元元夫妇[来]来,告耀邦最近一些[自]言谈和他们听到的传[刀]说:

  

   小平处打来几次电话[笔],大概是十二月三十[吏]日才去了一次,只是[小]打桥牌,什么也没谈[白]。邓家后来又约去,[文]以身体不好,谢绝了[章]。自己也没想好今后[来]做点什么(秦川曾劝[自]他写回忆录)。现在[刀]就是参加政治局会议[笔],读书学习,思考问[吏]题,情绪尚好。 “陈云说我不懂经济[小]。其实他们还是过去[白]老一套。”总以善意[文]看人、待人,不知人[章]心之诈,去年初下台[来]时才有醒悟。关于方[自]励之、刘宾雁、王若[刀]望三人的问题,是很[笔]后悔的,小平问到时[吏],没有讲清楚三人情[小]况,没能正式进言,[白]只说不理会好了(以[文]到致后来挽回不了)[章]

  

   看来耀邦对自己大小[来]遭忌之处尚未沉思,[自]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左[刀]右做帮手。延滨听说[笔],王震向人诉冤,他[吏]并没有想整耀邦。另[小]一位有关老人表示,[白]没有想到耀邦事惹得[文]人们意见如此之多,[章]说,“我也是被授意[来]的”;于是要儿女们[自]自己奋斗,不能靠老[刀]子。

  

   延滨远告诉我,耀邦[笔]很想同我谈一次。

  

   一月十日,元元来电[吏]话,耀邦约我星期四[小]下午到他家去。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白]日,延滨下午来,同[文]我一起到耀邦家。这[章]是我第一次去他家。[来]刚一走进客厅,耀邦[自]张开右手对我说:欢[刀]迎你,你是有独立人[笔]格的人,有正义感,[吏]犟脾气。从下午两点[小]四十分谈到八点二十[白]分。留我吃晚饭,是[文]同家人分开单吃的。[章]

  

   我的一九八八年的日[来]记本最后几页,记下[自]了耀邦谈话的要点。[刀]原来心得较乱,是凭[笔]记忆记的,现在大体[吏]按内容作了调整(括[小]弧中是笔者按语)。[白]

  

   (一九八七年一月这[文]样的“生活会”)这[章]是完全意外突然的。[来]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自]后,事情就结束了。[刀](“生活会”上)薄[笔]一波的开场白是很一[吏]般化的,要大家各自[小]谈谈,相互之间有什[白]么意见,从耀邦开始[文]。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章]秋里。邓力群讲了五[来]六个小时。没有想到[自]要这样批倒批臭。早[刀]知如此,就不写辞职[笔]呈了。

  

   (就是这次“生活会[吏]”也是专门布置的。[小]习仲勋先不知道,一[白]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文],就大发脾气:这样[章]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来]不告知。一九八六年[自]十月开始,中央有一[刀]个由薄一波、杨尚昆[笔]、宋任穷、姚依林、[吏]王震、伍修权、高扬[小]等组成的七人小组,[白]分头找有关人征求十[文]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章]排,尤其征求对耀邦[来]的意见。周惠同我谈[自]过这个情况。此事耀[刀]邦全不知道。)他们[笔]远到各省收集资料,[吏]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小]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白]头话。生平不背后议[文]论人,否则会更不得[章]了。下来后,通看了[来]自己在这七八年中的[自]全部讲话、谈话和文[刀]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笔]的,好几百万字。看[吏]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小](这同我们的看法一[白]致,代表了三中会后[文]的正确路线,都是关[章]系党和国家的安危、[来]如何健康发展、走什[自]么道路的问题。因此[刀]我们这批同耀邦有交[笔]往和熟知其人的朋友[吏],都谈到他不应当辞[小]职,也不应当做这种[白]检讨)。

  

   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文]、上纲上线。下来后[章],尊重新的领导(没[来]讲服从),维护党团[自]结。我只要求安度晚[刀]年。

  

   (由于这样一种心态[笔],听说耀邦在会上被[吏]迫做了检查之后,离[小]开会场即失声痛哭。[白]一个人如不是因受大[文]委屈伤心透了,是不[章]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来]在这种场合。耀邦是[自]红小鬼出身,经过苏[刀]区肃反、长征、战争[笔]烽火。十年“文革”[吏],受尽磨难,历次运[小]动从不整人。三中全[白]会后,以无私无畏、[文]大智有勇的精神,开[章]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的新道路。他担任总[自]书记时就说过:我尊[刀]重老人,又独立思考[笔]。他尽力在两位老人[吏]之间沟通协调,遇大[小]事必请示,同时还要[白]面对两个“左王”的[文]明枪暗箭,各种阻绕[章],终于最后遭到两方[来]面夹击,个人事小,[自]全局甚尤,他怎能不[刀]放声大哭!)

  

   常委会很少开。(谈[笔]话时我问到,有意见[吏]分歧,为什么不开常[小]委会呢?)小平说:[白]谈不拢,不要开了。[文]我一年去一次陈家([章]感到耀邦有许多难言[来]苦衷,也不便深问下[自]去)。小平耳朵软([刀]指有时也听进去两个[笔]“左王”的一些话)[吏]。关于(全退、半退[小])下来事,是我同小[白]平两个人私下谈的,[文]交换意见的性质(据[章]说邓后来问过万里:[来]为什么让我下?万里[自]:也许是失言。邓说[刀]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笔]。由此可见,当年邓[吏]小平对胡耀邦误会之[小]深。这太令人遗憾)[白]

  

   大概是一九八0 年,同赵紫阳、姚依[文]林、房维中到武汉,[章]向邓汇报,谈五年计[来]划的盘子,年增长速[自]度百分四点五(这是[刀]当时定的)。邓以为[笔]这样翻两番困难,问[吏]定多少才能做到。三[小]人都没答。我答百分[白]之七点之四。邓又问[文],五十年翻两番,是[章]什么速度?只有我能[来]答出百分之二点五。[自]平时这些数字都注意[刀]并记牢了的(曾听到[笔]陈周围的人说过,陈[吏]对耀邦两条大意见:[小]不懂经济,用人不当[白]。后来大家对耀邦的[文]责难之一是搞高速度[章])。

  

   (国务院)三十几个[来]部汇报,是想让书记[自]处的人熟悉经济情况[刀]。(我在电力部时,[笔]参加过这种汇报。耀[吏]邦问过,我们的电何[小]时能赶上美国?我说[白]:如按人均,永远赶[文]不上。耀邦想快的心[章]情可以理解。攻击他[来]要搞“大跟进”,就[自]太过分了。)后来觉[刀]得赵有意见,就停止[笔]了。选为总书记是几[吏]位老人商量结果。只[小]有叶帅提过让华国锋[白]再过度一下,看看再[文]说,后来也同意了([章]在延安时,叶就很了[来]解耀邦。三中全会后[自],叶对耀邦说:副主[刀]席你当一个。耀邦答[笔]:那怎么可以)。十[吏]二大的政治局、书记[小]处名单是由几老商定[白]的。

  

(我到组织部以后,[文]接触一些人事,我这[章]个过来人当然敏感到[来],陈同耀邦之间是存[自]在某些矛盾的,知道[刀]陈对耀邦有大不满处[笔]。)一九八三年初常[吏]委会,陈云批评了我[小](搞乱经济)九条([白]当年耀邦到各地调查[文]研究时,常讲小平的[章]“翻两番”,邓力群[来]就向陈云讲经济过热[自]是耀邦造成的。其实[刀]一九八二年工业增长[笔]百分之七点七,

计划却是百分之四)[吏]。小平不以为然。当[小]时就说:至此为止。[白]并疾言厉色地说:中[文]央工作会议不要开([章]借着陈云的批评,胡[来]乔木当即建议开省市[自]委书记会议。邓力群[刀]会后即在他管辖的两[笔]个宣传口干部会议上[吏]传达陈云的批评。一[小]时上下沸沸扬扬,不[白]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文]事)。小平后来将胡[章]乔木、邓力群找去质[来]问:你们要干什么?[自](一九八七年的“生[刀]活会”上邓力群在发[笔]言中就此事作了点轻[吏]描淡写的检讨。)


  

   在组织部工作任上时[小],要撤换张平化中宣[白]部部长,曾经让我推[文]荐过胡乔木(据家人[章]和我熟悉的人反映,[来]耀邦是一直尊重乔木[自]的)。小平不同意,[刀]说无行政能力,是一[笔]支笔(邓早就说过胡[吏]乔木骨头软,固执等[小],这是传开了的)。[白]一星期后,又两次问[文]到,只好毛遂自荐当[章]宣传部长后,先念曾[来]经说过,威信不如组[自]织部长时高。为《人[刀]民日报》事,沉住了[笔]气,总会有磕碰的([吏]这是胡乔木、邓力群[小]未能控制住的一个部[白]门,逼得胡绩伟辞职[文]后,除掉王若水,后[章]又撤换秦川。不知耀[来]邦是否感觉到,两个[自]“左王”从党校组织[刀]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笔]一直搞“清君侧”的[吏]活动)。

  

   乔木这个人,“一日[小]无君则惶惶然”(似[白]乎是一句总的评语)[文]。一天几个条子,老[章]打电话,不堪其扰。[来]胡启立刚宣布为常务[自]书记后,就遇到这种[刀]情况,诉过苦。小平[笔]也不堪其扰。一九八[吏]三年有一天,乔木突[小]然跑来,哭诉着说:[白]你不当总书记,还可[文]以干别的,我们友谊[章]长存。我当时感到非[来]常诧异;不解其故。[自]乔木反应过来后,又[刀]破涕为笑,谈别的了[笔]。以前乔木对我说过[吏]这样的话:你只有小[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白]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文]改,可以改得更好。[章]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文[来]章,我憋了一个星期[自]写出来了(没有交乔[刀]木改),乔木自却不[笔]写。乔木还说,邓力[吏]群不会写文章(耀邦[小]随即谈到这样一件事[白])。书记处会上讨论[文]乔木儿子事件[5][章]时,邓力群第一个发[来]言,赞成法办。

  

   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自是重要,但解放思[刀]想、实事求是更是重[笔]要。有右反右,有 “左”反“左”(按[吏]:这是当年黄克诚建[小]议的);启立在山西[白]讲话,这样两边都提[文]到,这不能解决问题[章]。(接着耀邦谈到三[来]件事)将一个总书记[自]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刀],置党规党法于何地[笔]?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吏]分子(将不合已意的[小]“眼中钉”,不实事[白]求是,随意开除党籍[文]),如何求得安定团[章]结?学生总是比较激[来]进的。从学生闹事的[自]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刀]题。这三件事实际是[笔]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吏],应当提出来,必须[小]强调实事求是,这是[白]根本之根本。还应当[文]坚持这个方针:解放[章]思想,实事求是,团[来]结一致向前看(这三[自]件事尤其后一件,耀[刀]邦是有预见性的,是[笔]预言家)。

  

   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吏]:一是苏进,宁都暴[小]动后,长期被怀疑,[白]一九四二年才入党。[文] “文革”时八次受逼[章],要我交待苏的问题[来],只说有思想意识毛[自]病。二是项南,一九[刀]五九年后打成“右倾[笔]机会主义分子”。延[吏]安抢救运动时,在总[小]政没打过一个特务。[白]曾做过几次试验,找[文]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几[章]个人,一审问一逼供[来],就都承认了。毛主[自]席找去汇报时,讲出[刀]这个情况和对抢救的[笔]看法(当时毛还听到[吏]其他人的反映)。才[小]有一个不杀、大部不[白]捉的几条方针。

  

   在延安时,同陶铸、[文]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章]称为是“桃园三结义[来]”(耀邦曾对鹤寿讲[自]过一些心里话,在“[刀]生活会”上被鹤寿揭[笔]发了,非常伤心)。[吏]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小]理。很敬佩张治中。[白]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文]国共两次分裂时,张[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来]书,很不赞成。一九[自]四九年以后,他不批[刀]蒋介石。大概是 “大跃进”时,有次[笔]上天安门城楼,在电[吏]梯见毛主席,张说:[小]“主席呀,你走得太[白]快了,跟不上。”张[文]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章]

  

   对总的形势很是忧虑[来]。世风日下,人心涣[自]散,物价指数居高不[刀]下,经济是最关紧要[笔]。党风不正,有些干[吏]部胡作非为,不讲真[小]话,无维系中心,讲[白]真话最重要。

  

   下来后,小平多次让[文]去打桥牌。十二月三[章]十日去了,也没有谈[来]什么。

  

   (谈了谈自己一生)[自]家乡成了红区。刘阳[刀]中学读了半年初中,[笔]同杨勇(表哥)同班[吏]。在湘赣边区,编儿[小]童报,自刻蜡版。开[白]始杀“AB团”,被[文]怀疑。中央苏区来人[章],冯文彬把我(救了[来])带走了。一次听到[自]顾作霖(团中央书记[刀])同冯文彬谈,说我[笔]不像反革命。于是要[吏]求留在团中央工作。[小]延安时,最初在“抗[白]大”一大队当支部书[文]记。一次开会发言,[章]谈改进工作,定要深[来]入群众。受到毛主席[自]赞赏。提拔我当“抗[刀]大”政治部总支部书[笔]记。有人不同意。毛[吏]就让再提一级,当副[小]主任。 “抗大”办报,自己[白]写文章。还请毛主席[文]写,就是那篇著名的[章]《反对自由主义》。[来]一九五五年前,同毛[自]主席有过七次谈话([刀]于是谈到毛并其他一[笔]些人事,从略)。

  

   江西时,任弼时并不[吏]赞成肃反,朱德也不[小]赞成。毛多疑。延安[白]写有十封信,说服弼[文]时(关于清算“左”[章]倾路线历史)。弼时[来]善于独立思考,不盲[自]从,曾不同意 “王明路线”的说法[刀]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笔]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吏]到我的头上。如廖志[小]高调离福建,马文瑞[白]调离陕西,胡启立调[文]中央,等等。我被派[章]到沈阳去了解情况,[来]只差二十亿斤粮,硬[自]要三十亿斤,当时没[刀]有同意(按:黄火青[笔]在中顾委会上,对耀[吏]邦意见很大,讲的也[小]多)。

  

   去世前十天的长谈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白]下午两点,元元来,[文]同去耀邦家,谈到九[章]点半。

  

   一月九日至二月二十[来]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自]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刀]邀请,我以访问学者[笔]身分在美国逗留了四[吏]十天;一半时间在哈[小]佛,另一半在西里斯[白]克、密歇根、芝加哥[文]、伯克利、斯坦福五[章]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来]心。关于中国革命回[自]顾和改革开放形势,[刀]作了多次讲演,并同[笔]这些中心研究中国的[吏]学者、专家和部分留[小]学生座谈,交流看法[白],回答问题,尤其是[文]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章]非谈了自己的观点。[来]在美国遇到留在日本[自]的学者杨中美,他将[刀]所著的《胡耀邦传》[笔]中文版赠我,回来后[吏]即让元元交与耀邦。[小]

  

   其时胡乔木应李政道[白]邀请拟访问美国,知[文]道我刚从美国回来,[章]三月五日,特让郑惠[来]来找我谈谈美国之行[自]的观感。郑惠是乔木[刀]多年助手,时任中央[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吏]知道我同乔木的历史[小]关系,个人之间并无[白]恩怨,尤其清楚是乔[文]木建议我写《庐山会[章]议实录》并予帮助的[来],四月四日又见到了[自]郑惠,乔木听到我的[刀]介绍和意见后,甚为[笔]感动。

  

   于是同耀邦交谈开始[吏],便提到乔木访美前[小]发表了一篇文章:《[白]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文]的“左”倾错误》([章]令人不解的是用“中[来]国”而不用“中共”[自]),似乎想改变一下[刀]自己的形象,是否真[笔]有改变,还得察其言[吏]观其行。接着我就谈[小]访美国之行的经过,[白]谈到不仅许多留学生[文]而且美国研究中国的[章]学者,都关心他的情[来]况。关于美国的情况[自]和我的看法,谈得较[刀]多。如美国历史没有[笔]什么传统又有传统,[吏]移民国家的特点,两[小]党轮流执政问题,对[白]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尊[文]重,社会生活与社会[章]保障情况,资本的社[来]会化,税收政策,黑[自]人问题等等。在哈佛[刀]时曾住在傅格尔(V[笔]ogel)教授(《[吏]日本第一》作者)家[小]中,同也住在此处的[白]刘宾雁有过接触,刘[文]到过四十所大学讲演[章],想办一份有别于《[来]中国之春》的刊物,[自]“小骂大帮忙”。我[刀]劝他还是同国内取得[笔]联系为好(这个刊物[吏]后来没有办成)。关[小]于美国民主,也谈了[白]自己的看法。还谈到[文]参观许多博物馆,也[章]见到马克思全身铜像[来],西方将马看做是一[自]个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刀]。我谈完之后,耀邦[笔]谈了十个问题,记录[吏]如下:

  

   我的四月五日日记中[小],有这样几句话:谈[白]了十条分歧。“要树[文]自己”。导火线在 “同意全下”,“自[章]己半下”(两下对话[来])。这肯定是我当时[自]的观感。事实是否如[刀]此,当由历史评定。[笔]

  

   (一)关于华国锋的[吏]问题。(一九六二年[小]短期下放湖南时,耀[白]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文]书记,同华国锋有过[章]一段共事经历,在党[来]校也合作过,比较了[自]解其人。当年在党的[刀]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笔],邓小平认为华是坐[吏]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小]反派出身。耀邦认为[白]。)主要问题在继续[文]搞“两个凡是”个人[章]崇拜,受了汪东兴身[来]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自]响;处理不要过急,[刀]要宽一点,保留在政[笔]治局好,不要搞丑化[吏]。而且粉碎“四人帮[小]”,华和汪东兴还是[白]起了重要作用的。([文]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章]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来]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自]赞:讲得好。处理华[刀]国锋的决议,乔木起[笔]草,经他修改,措辞[吏]较和缓。华下台后,[小]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白]什么过头话。)

  

   (二)处理“四人帮[文]”的问题。大家一致[章]赞成公审。最初有个[来]别人主张江青、张春[自]桥应处死刑并即执行[刀]。叶帅和我、赵紫阳[笔]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吏]反对,陈云说,如只[小]我一票反对,也要记[白]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文]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章]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来]”的问题。从宽还是[自]从严,一直争论到一[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笔]省矛盾很尖锐,如山[吏]东、广西、江西、湖[小]南、内蒙等。处理不[白]好,又会发生内乱。[文]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章],坚持冷处理,尤其[来]是一些省的一把手,[自]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刀],更要慎重,从宽为[笔]好。(他谈到刘建勋[吏]、刘子厚、李雪峰、[小]白如冰等人的情况)[白]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文]是有争论的。有一次[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开会时,陈云谈到“[自]文革”是特定历史条[刀]件下发生的。我很是[笔]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吏]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小]问题。胡乔木、邓力[白]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文]、夏衍和巴金,认为[章]他们三人是搞“自由[来]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自]一直顶住。认为三个[刀]人决不能整。(大家[笔]知道:这二位“左王[吏]”是怎样利用所谓“[小]异化”问题整周扬和[白]王若水的。邓后来被[文]这二位说动了,于是[章]十二届全会发难:清[来]除精神污染。)我曾[自]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刀]言:“你又不知道周[笔]扬的历史情况,发这[吏]个言干什么。”乔木[小]还拟了个文件,全国[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文]作检查。我于是给乔[章]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来]搞了,并且将原件退[自]了回去(这也说明,[刀]耀邦胸无城府,从无[笔]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吏],并不把这样的文件[小]留在手里)。当时邓[白]力群气势汹汹,逼得[文]《人民日报》、新华[章]社都发表文章:《向[来]精神污染作斗争》。[自]由于我和紫阳联手抵[刀]制,其他书记处成员[笔]都不赞成,大家知道[吏],这场类似“文革”[小]的“清污”运动,只[白]搞了二十八天,停止[文]了下来。赵紫阳在人[章]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来]有责任。但是胡乔木[自]、邓力群二人一直对[刀]此不满,耿耿于怀,[笔]于是接着搞“反对资[吏]产阶级自由化”。我[小]访问日本时,日本记[白]者故意提问“清污”[文]问题,于是我回答:[章]“日本军国主义是最[来]大的精神污染”。耀[自]邦说,“他们两位总[刀]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笔]端。如批白桦的问题[吏],《解放军报》的文[小]章,幸亏乔木也不大[白]赞成,否则我顶不住[文]。”

  

   (五)外事问题。一[章]九八二年前,讲联美[来]反苏,徐总不赞成。[自]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刀],外交讲了十条,五[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吏]。“紫阳找我谈,说[小]太大胆了,敢印出来[白]。”东德昂纳克来时[文],请他传口信到苏联[章]。(耀邦说:)我们[来]两人各讲各的,但精[自]神是一致的。(不谈[刀]东欧、中日关系等。[笔]一九八0年四月,意[吏]大利贝林格来时,耀[小]邦谈)苏联出兵阿富[白]汗,是侵略别的民族[文],五年中陷入泥潭,[章]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来]意大利的提法,战争[自]不是可避免的(这个[刀]话讲得较早)。“我[笔]是老鼠上秤勾,自己[吏]称自己。”当年于是[小]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白]的话:“你要树立自[文]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章]月,职工思想政治工[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自]了二十八条。一九八[刀]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吏]的改革》,讲过党政[小]要分开(但办不到)[白]。这个说法,毛主席[文]批评过:党政又分又[章]不分。我的讲话中,[来]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自],全党都要懂经济。[刀]喜欢讲四人字:“藏[笔]富于民”。这二十八[吏]条,书记处都看过。[小]乔木当时在云南,改[白]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文]意的。小平说:文件[章]很好,没提不同意见[来]。赵紫阳认为,现在[自]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刀]改革、搞政体改革,[笔]向小平反映。乔木后[吏]来又说不知道个文件[小],没经过书记处。于[白]是只好向小平谈:文[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章]样才没生气。于是定[来]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自]表。“(此事又关系[刀]到 “你要树立自己形象[笔]问题。”)


  

   一九八四年开三中全[吏]会,开始没有题目。[小]后来想到两个:还是[白]谈改革;或者一年工[文]作报告,讲七、八个[章]问题。小平认为改革[来]纲领存在困难,争取[自]讲第一个问题。这就[刀]又一百八十度转弯过[笔]来。同时取得紫阳的[吏]支持,列出十二条,[小]仔细交代,提纲也向[白]紫阳讲得太多。我从[文]来不同意“理顺物价[章]”的说法。紫阳提出[来]“物价是改革关键”[自],几经商量,定稿改[刀]为“物价是改革的成[笔]败关键”。这个报告[吏]大家都赞成,说成是[小]中国版的“社会主义[白]政治经济学”。

  

   (上面这段话是耀邦[文]的原话,可见他是一[章]直坚决支持邓小平一[来]九八0年讲话,搞经[自]济政治全面改革的,[刀]两者要同步。问题就[笔]出在两位老人之间在[吏]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小]矛盾。同时两位“左[白]王”实际上抱住老框[文]框、死教条,如雇工[章]七个即是搞资本主义[来],主要宣传共产主义[自]理想等,并不赞成改[刀]革开放。他们一有机[笔]会就兴风作浪,在两[吏]位老人之间钻空子,[小]谎报军情,藉以得逞[白]。于是出现“清除精[文]神污染”运动,大批[章]“资产阶级自由化”[来]。这段刚刚过去史事[自]可说并未结束,根深[刀]蒂固的 “左”害也还时在发[笔]作,人们对之还没有[吏]一个统一的认识,因[小]此对这些未了之事,[白]应当彻底弄清实情,[文]总结经验教训,以免[章]重蹈覆辙。这就是列[来]席十五大时,我为什[自]么要写书面发言《关[刀]于防“左”的感想与[笔]意见》的原因。)

  

   (七)经济工作中的[吏]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小]帽子:提倡高消费。[白]我反对高消费,主张[文]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章]生产。马克思谈过生[来]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自]关系,有其同一性([刀]“真理标准”问题讨[笔]论后,耀邦曾支持“[吏]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小]讨论,被胡乔木强行[白]制止)。我一直强调[文]农业、基础设施、原[章]材料问题;要发展第[来]三产业,引进处资和[自]技术;同时要限制高[刀]消费商品进口。有人[笔]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吏]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小]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白]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文]有个速度。一九八0[章]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来]谈话,邓谈到翻两番[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刀]答出百分之七点二。[笔]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吏],邓也同意。这就了[小]翻不了一番。我说我[白]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文]年(耀邦多次谈过,[章]自己一九八七年下来[来]),不能将麻烦留给[自]后代。邓问过我:

  

   “你说了这个话?不[刀]能将麻烦留给启立?[笔]”一九八一年,一九[吏]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小],他们要负责。一九[白]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文]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章]翁永曦的八句话(邓[来]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自]究室印发的材料):[刀]“抑需求,稳物价;[笔]舍发展,求安定;缓[吏]改革,重调整;大集[小]中,小分散”,作为[白]经济上的纲领,得到[文]陈的认可(这就是要[章]采取紧缩措施,压制[来]当年“经济过热”现[自]象,说否则财政赤字[刀]无法弥补,要爆发经[笔]济危机)。我会上发[吏]了脾气,引得陈很不[小]满(一九八二年全国[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文]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章]一点二,工业增长百[来]分之七点七。)一九[自]八三年那次会[6][刀]本来准备换马的,是[笔]邓保护了我。历来不[吏]赞成大调整物价,不[小]赞成提所谓理顺,没[白]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文]料,物价必然有上有[章]下。到一九八六年讨[来]论五年计划报告,用[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刀]”的提法,胡乔木、[笔]邓力群都不赞成(据[吏]我所知,还有如此令[小]人意外之事:一九八[白]八年耀邦到湖南时,[文]邓力群竟找他,要同[章]他联手反对赵紫阳,[来]被耀邦严辞拒绝)。[自]

  

   (八)精神文明建设[刀]问题。开始时不赞成[笔]这种提法。此事上上[吏]下下都有责任。加强[小]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白]法,是上对下。“清[文]除精神污染”只搞了[章]二十八天,书记处都[来]不赞成,不能不停下[自]来(这个问题只提了[刀]一下,接着讲下面最[笔]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吏]由化”问题。在六中[小]全会上陆定一发言,[白]坚持取消“资产阶级[文]自由化”提法,于是[章]就闹大了。

  

   这个最后导致耀邦下[来]台的最大问题,谈话[自]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刀],就没有再说下去了[笔]。这可能是他知道我[吏]们这些人对此事首尾[小]很是清楚,也有可能[白]是怕触动自己感情不[文]愿多谈。为了读者便[章]于理解,特就此导致[来]耀邦下台的问题做一[自]扼要说明。关键就在[刀]改革开放以后,胡乔[笔]木、邓力群二人仍坚[吏]持毛泽东“政治挂帅[小]”的路线,实质上“[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文]过不明说罢了,理论[章]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来],反而夸张当时形势[自]“像一九五七年右派[刀]进攻”,还说“不要[笔]逼华主席反右派”。[吏]于是代邓小平起草《[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白]讲话,大讲专政、贬[文]斥民主,使会议虎头[章]蛇尾,草草收场。一[来]九八0年八月,政治[自]局刚通过邓小平的《[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笔]改革》的重要讲话,[吏]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小]强调国家政治、经济[白]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文]主化。胡乔木立即利[章]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来]件,上书告诫,使这[自]个讲话置之高阁。此[刀]后就不断以“不坚持[笔]四项原则”、“走资[吏]本主义道路”、“搞[小]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白]等罪名,大整坚持经[文]济改革尤其坚持解放[章]思想政治改革的人,[来]党校事件[7]、特[自]区事件、[8]周扬[刀]事件、《人民日报》[笔]事件等等,接连不断[吏],矛头指向耀邦:是[小]这些人的总后台。事[白]情发展到一九八六年[文],耀邦主持起草的将[章]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来]《精神文明建设指导[自]方针的决议》。文件[刀]避开了“坚持四项基[笔]本原则”和反对“资[吏]产阶级自由化”的提[小]法,提出了以经济建[白]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文]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章]、政治体制改革、加[来]强精神文明建设,即[自]“一个中心、三个坚[刀]定不移”。特别强调[笔]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吏]放性,要学习国外先[小]进的科学文化;突出[白]了政治民主化,“民[文]主和自由、平等、博[章]爱的观念,是人类精[来]神的一次大解放”。[自]文件总结了“我们社[刀]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笔]历史教训,一是没有[吏]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小]二是没有现代化”、[白]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文]化”、“党必须在宪[章]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来]”等,并且规定要 “在全体人民中普及[自]法律常识、增强公民[刀]意识”。“在法纪面[笔]前人人平等,绝不允[吏]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小]纪律的特殊人物”。[白]“要遵守宪法的原则[文],实行学术自由,创[章]作自由,讨论自由,[来]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自]。最后反对这个文件[刀]的是胡乔木、邓力群[笔],他们提出了一个修[吏]正稿送给邓小平与陈[小]云,其中仍然是宣扬[白]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章]调。陈云批示赞成修[来]正稿;

  

   邓批示赞成原来的文[自]件草稿,否定了修正[刀]稿。随后在北戴河政[笔]治局会议讨论时,胡[吏]乔木邓力群二人极力[小]活动,引起激烈争论[白],耀邦作了妥协,在[文]草稿中加了这样一段[章]话:“搞资产阶级自[来]由化,即否定社会主[自]义制度,是根本违背[刀]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笔]、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吏]反对的。”以这样的[小]话来限制对“资产阶[白]级自由化”的解释。[文]但是这段话遭到陆定[章]一的坚决反对。他三[来]次发言,从历史角度[自]论述“反自由化”这[刀]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笔]。指出这是当年苏联[吏]反对我们“双百方针[小]”时提出的;后来“[白]文革”时“四人帮”[文]也使用这一提法批判[章]过陆定一、周扬和邓[来]小平;笼统地提出“[自]反对自由化”,不但[刀]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笔]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吏]利相冲突,而且对繁[小]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文]极为不利。这场争论[章]最后一幕出现在九月[来]二十八日六中全会闭[自]幕会上,我亲身经历[刀]了这个场面。对《决[笔]议》进行表决前,陆[吏]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小]坚持他的意见,在《[白]决议》中去掉这一段[文]话,引起全场的掌声[章],我们中顾委这一边[来]席位的掌声最热烈。[自]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刀]的意见。余秋里、杨[笔]尚昆等发言反对陆的[吏]意见。胡耀邦采取调[小]和立场,主张暂时仍[白]保留这一段落。接着[文]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章]厉的讲话,说反对资[来]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自]最多,而且最坚持;[刀]最后说,反对自由化[笔],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吏]。耀邦会后布置传达[小]时,说不要将这个争[白]论传达下去,以便集[文]中精力讨论《决议》[章]本身。然而胡乔木、[来]邓力群却借此机会来[自]整倒胡耀邦。王震在[刀]中央党校带头发难,[笔]印发邓小平的讲话,[吏]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小]邦,说道:有人故意[白]不传达,想隐瞒。力[文]群、乔木同志向小平[章]同志作了汇报。小平[来]说,在全会讲反自由[自]化要反二十年,现在[刀]再加五十年,反到下[笔]世纪。于是这件事和[吏]年底发生的学生上街[小],成为迫使耀邦辞职[白]的一个导火线。

  

  

   (十)政法问题。主[文]张从理论上弄清楚。[章]就是搞法治,依法治[来]国。不要再像毛老人[自]家一样,强调专政。[刀]依法打击刑事犯罪。[笔]不赞成搞什么“几大[吏]战役”,不要搞新的[小]冤假错案。彭真说过[白]我;“四个坚持”,[文]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章]。留学生反映,再搞[来]“四个坚持”,就回[自]不去了。邓几次讲,[刀]“反右派”没错,只[笔]是扩大化了。

  

   (最后,耀邦谈到自[吏]己的事情:)有苦恼[小],但不是个人问题,[白]是历史不公平(改革[文]开放以来,主持工作[章]这七八年中的作为)[来],应当还历史的本来[自]面目。希望有个符合[刀]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笔]结论。没有,也不能[吏]强求,去见马克思也[小]是安然的。我已无所[白]谓。当然,死了什么[文]也不知道。

  

   (耀邦还谈到,)当[章]时作检讨,是为了照[来]顾大局,为了保护一[自]批干部(也为了保护[刀]这个家,是他同别人[笔]谈到的)。

  

   (最后谈到:)再出[吏]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小]夫耄矣。再工作两三[白]年,又能做些什么?[文]老人政治不行。希望[章]有个新的决定,中央[来]有个正式说法。

  

   以上整理的这个记录[自],是根据元元记录,[刀]我曾让她简要记个要[笔]点。耀邦如此正式谈[吏]自己的“十大分歧”[小]问题时,我不能保证[白]以上所记同耀邦讲的[文]完全无误。其不合耀[章]邦愿意之处,自然由[来]笔者负责。

  

   关于耀邦一生的评价[自],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刀]十日,赵紫阳代表中[笔]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吏]大会上作的悼词,是[小]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白]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文]是比较公正的。但由[章]于一九八七年一月“[来]生活会”上强加给他[自]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刀]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笔],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吏]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小]不平,以致一九八九[白]年四月他辞世时,引[文]发一场政治风波。对[章]耀邦在改革开放和总[来]书记期间的作为,有[自]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刀]际的总结,这不仅是[笔]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吏]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小]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白]。要知道不能正确认[文]识昨天,也就掌握不[章]好今天和明天!

  

   结束语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来]选举,“是非公道在[自]人心”是言中了的。[刀]大会选举中央委员,[笔]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吏],只少几十票。随后[小]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白]委员,中央委员一百[文]七十三人,耀邦得一[章]百六十六票,后来知[来]道未投他的七票中,[自]有他自己一票。

  

   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刀],邓力群落选了,据[笔]说为了照顾,违反程[吏]序,临时将他放到中[小]顾委候选名单中(无[白]差额),以最少票入[文]选。在中顾委选举常[章]委时,又想让他进常[来]委,气氛很是紧张([自]我是亲临其境的)。[刀]一共有一百八十七投[笔]票,邓力群只得八十[吏]五票,连零头都不够[小],又落选了。胡乔木[白]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文],是票最少的二人之[章]一。选举完后照相,[来]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前[自]排座(事先为当选常[刀]委准备的)。胡乔木[笔]最后走过来,一脸死[吏]色,无人同他打招呼[小]。早在六七月间,就[白]听说王震等极力活动[文]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章]后来有人向邓小平写[来]信揭发此事,并检举[自]邓力群之种种劣迹;[刀]小平批示,撤销其一[笔]切工作。

十五大召开时,我是[吏]列席代表,曾写了一[小]个近万字的书面发言[白]:《关于防“左”的[文]感想与意见》。其中[章]第三段:“应当开始[来]总结这二十的(19[自]78-1998)的[刀]经验教训”。谈到应[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吏]史决议》一样,作出[小]我们党的第三个《历[白]史决议》。“是自发[文]进行,还是有组织领[章]导;是内部动态参考[来],还是允许报刊讨论[自]?其实许多事境外议[刀]论甚多,书刊出得不[笔]少。研究历史,不能[吏]设禁区。”“设想一[小]下,如果没有第二个[白]《历史决议》,这二[文]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章]?何况这二十年并非[来]没有曲折,没有艰难[自],没有干扰。”随后[刀]就提出七个问题,不[笔]能回避讨论。其中第[吏]五个就是“一九八七[小]扩胡耀邦辞职问题”[白]


  

   多年来,有关耀邦的[文]书出版甚少。最近收[章]到的港版《怀念耀邦[来]》一、二两集,共五[自]十二篇文章,近六十[刀]万字,作者六十人,[笔]是耀邦在各个时期的[吏]战友、同事和部属。[小]所有这些书刊文章,[白]当然都是研究耀邦其[文]人和党史资料,我写[章]的这篇资料当然也可[来]归入其中。


揭秘: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陆铿谈话事件风波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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