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人的“秘书帮”还有机会吗

鉴于当前后备梯队的员额“充足”，徘徊在正部级职位门前的“60后”数量可观，因此这注定又将是一次“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梳理发现，在这其中，一个“群体”（如果说可以称为群体的话）值得注意。

在当下距离正部级“临门一脚”的26名地方党委专职副书记（5省市暂缺）中，3个人的经历颇为相近，而且均到了从副部级到正部级跃升的关键时期，未知是否会有率先破局者，在此次省部级大员调整中崭露头角。

这三人分别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秘书，现任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李炳军；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秘书，现任海南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李军；以及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邦国的秘书，现任甘肃省委专职副书记的孙伟。

李炳军出生于1963年，早年在化工部工作，一直到出任部长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6月李炳军调入国务院办公厅后一路拾级而上。中国官方资料并未公开过李炳军是从何时服务于朱镕基的，其公开简历显示直到2000年11月才任国务院办公厅正局级秘书（朱镕基办公室主任），不过其时朱镕基已在国务院任职将近10年。事实上，李炳军调入国办的时间几乎是与朱镕基1991年4月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

朱镕基卸任后，李炳军继续服务于朱镕基，直到2007年升任国务院办公厅副部级秘书，以朱镕基办公室主任的身份组织出版了多部朱镕基的著作。2013年李炳军结束国办22年的仕途生涯，得到一次“外放”江西出任副省长的机会，从此前途打开，2015年“入常”并兼任赣州市委书记，2018年则更进一步跻身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至今。

现任海南省委专职副书记李军（生于1962年），其仕途经历与李炳军颇多类似。早年，李军也先在国务院部委入仕，一直到出任文化部市场局副处长。与李炳军调入国办秘书局相对，1990年李军调入中办调研室。其时李瑞环刚刚在六四事件后调入北京不久，成为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从1993年开始，李瑞环连任两届全国政协主席。据称，李军一直奉命负责保障李瑞环。

2003年年初李瑞环卸任，李军随即于当年夏天“外放”贵州担任省长助理。李军此后的仕途经历显然更快于李炳军，他2004年底“入常”兼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长，3年后主政省会贵阳，当2013年李炳军南下江西时，其已然晋级贵州省委专职副书记。不过，随即李军亦似乎迎来仕途天花板。2016年他转战海南，但仍然属于原地踏步，至今可以已经当了6年的地方省委专职副书记。

孙伟在三人中年龄最长，生于1961年。他也是先从国务院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务院旅游协调小组办公室起步，1988年（早于李炳军3年）调入国办。此后，几乎整个90年代孙伟是与李炳军同在国办秘书二局工作的，不过孙伟当时多数时间在四组，而李炳军则是在二组。从2000年6月份，孙伟开始担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的秘书，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吴邦国升任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孙伟被明确为正局级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吴邦国委员长办公室主任。2008年3月吴邦国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孙伟得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身份晋级副部。这比李炳军晚了一年，更比李军晚了至少4年。直到2011年吴邦国退休前两年，孙伟也得到机会“外放”山东，跻身山东省委常委。此后孙伟历任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2017年3月调任甘肃省委专职副书记。

可以发现，3人仕途晋级时间虽有参差，但是年龄相当、经历相似，当下仕途处境也大抵相差不大，均已经到了副部升正部的关键节点——如果3人无法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完成仕途跃升，也只有到龄退役一个选择。

其实，3人的仕途共性恰恰体现了一个中共前领导人秘书的正常轨迹。一般来说，他们靠近权力中枢，提拔晋级较早，3人晋升副部级的时间分别为44岁、42岁和43岁——这相比大多数副部级官员来说动辄50岁以后晋升来说可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不过，也正是因此，他们缺乏到基层到地方积累政治资本的途径，因此晋升管道往往受限，非“外放”地方几乎别无他途。所以说，往往“少年得志”却总是起大早赶个晚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按中共官场潜规则，副部级官员如果有机会晋级，其晋升正部级大约需要10年左右时间，而目前3人则已经在副部级职位上分别徘徊了12年、15年和15年了。

另外，对3人来说，一个不利的现实背景是，相较于比比皆是具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竞争对手来说，3人无一具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虽然曾经靠近权力中心、副部级资历长，但在官场竞争中，这并不代表绝对优势，甚至可能因为缺少基层工作经验而被视为劣势。毕竟，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的晋级路径并不是人人皆可复制的。他虽同是秘书出身，但并非一直待在机关，并不缺乏基层工作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