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后，为什么深圳变得更重要了？

1、逆流而上，可怕的深圳速度

看着跳水台上所向披靡的全红婵，我脑海中居然联想到一个地方——深圳。

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0%，这个增速，广东全省的2倍。广东是工业强省，深圳作为全国“工业第一大市”，这样的表现，不仅是中流砥柱，而是堪称“擎天一柱”。

在进出口方面，深圳同样“逆天”。上半年，深圳进出口总额22013.19亿元，同比增长31.7%，创历史新高。出口尤其强势，增长34.9%。要知道，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实现双位数增长的城市，可是屈指可数。身处逆风环境，仍然爆发狂飙，深圳的战斗力，我服。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高层曾作出以下判断“经济运行出现分化”，这股分化，既是朝阳行业和夕阳行业之间的更替，自然也包括城市竞争力的此消彼长。

其实，城市分化和行业分化，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先人一步拥抱朝阳产业的城市，现在一马当先；而转型迟钝、靠山吃山的地方，则在扑面而来的产业变革浪潮前，坐立不安，手足无措。

从工业经济到出口贸易，深圳多点开花，全方位按下快进键。“可怕”的深圳，在加速分化的形势下，护城河变得日益深厚。

时代在变，深圳也在变。时代在巨变，深圳的产业结构也跟着大掉头。7月份，遥遥领先的比亚迪，一家企业销售的新能源车数量，比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还多。

比亚迪，堪称深圳的一个缩影，它拥抱变化，顺势而为，脚踏实地，为市场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产品，也赢得了相应的赞誉和统治力。

3、深圳，识时务者

识时务者为俊杰，华为、比亚迪、大疆是商界中的识时务者，而深圳则是城市中的识时务者。

什么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时务”？

简而言之，五个字：新质生产力。

不久前落幕的三中全会上，《决定》里面其实说得很明白：“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个首要任务，最重要的，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新质生产力的灵魂，在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终极引擎。

《决定》里面所点名的战略性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无一例外，都是顶尖理工科人才的主场。

未来的国家竞争、城市角逐，归根到底，是看谁能率先占领新质生产力的制高点。

比如，科研投入。

10年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由2014年的643亿元增长到去年的1880.49亿元，GDP占比由4.02%跃升至5.81%。深圳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稳居国内头部。

而在科研创新的战场上，企业充当了绝对的主力军。

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是独属于的深圳科技创新 “6个90%”现象。

为什么说深圳是国内最像硅谷的城市？表现上看，是因为它诞生了华为、比亚迪、大疆、中兴等科技创新巨头，是因为它一年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多达1.59万件，连续20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深圳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始终来自企业，尤其是民企。

对于教育，深圳的投入同样是不遗余力。

今年上半年，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但是，深圳的教育投资增长24.8%。很多地方都在追求对“物”的投资，但深圳打了一套组合拳，硬技术新产业要加码上，对“人”的涵养也给予充分的阳光雨露，这是更高维度上的竞争。

去年，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将建成投用，深圳海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也启动开工建设。而今年，深圳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创新创意设计学院等将建成招生。以前的深圳被视为“学术荒漠”，如果却一跃成为大湾区的“学术重镇”。

深圳领导层在三中全会后，特意选择比亚迪和华大基因进行调研，显然是深思熟虑。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深圳书写了令人艳羡的改革开放史，最大的功臣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着眼未来，深圳要打赢“新质生产力”这场大战役，最需要的，也是像王传福、汪建这样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企业家。

所以我说，这次三中全会，标志着“科技创新”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而深圳这座“科创之城”，扮演的角色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这是一座没有天花板的城市，因为它从未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怡然自得，在太平洋的滔天巨浪中搏击，才是它真正的归宿！